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办法
（1994年7月6日广东省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2007年5月31日广东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修订 2007年5月31日公布 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保障妇女的合法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采取必要措施，保障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
第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和加强妇女权益保障工作，完善保障妇女权益的工作机构与各项制度，为妇女依法行使权利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协调、指导、督促有关部门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和法律法规的规定，做好妇女权益的保障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配备人员，做好本行政区域的妇女权益保障工作。
第五条 各级妇女联合会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章程，代表和维护妇女的利益，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妇女联合会依法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工会、共产主义青年团、残疾人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应当在各自的工作范围内做好维护妇女权益的工作。
第二章 政治权利保障
第六条 各级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和其他组织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保障妇女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的权利。
第七条 制定涉及妇女权益重大问题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共政策，应当听取妇女联合会的意见。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制定内部规章制度时，对涉及妇女权益的事项，应当听取本单位妇女工作委员会、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或者工会女职工委员的意见。
第八条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应当做好妇女代表候选人的推荐、宣传工作。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应当有适当数量的妇女代表，并逐步提高妇女代表的比例。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成员中应当有一名以上的女性。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培养女干部，并按有关规定选拔和任用妇女担任领导成员。
各级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应当有计划地向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推荐女领导干部，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重视其推荐意见。
第三章 文化教育权益保障
第十条 学校和有关部门应当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保障女性在入学、升学、专业录取、授予学位、派出留学、继续教育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不得规定限制性条件或者对女性提高标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学校、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职责，保障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应当在招生计划、费用收取、学籍管理、教育资源配置等方面创造条件，保障贫困、残疾和流动人口中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完成义务教育。
对辍学的女性儿童少年应当及时做好复学工作。
鼓励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个人为有困难的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就学提供帮助。
第十二条 学校应当进行男女平等教育，并根据女性儿童、青少年的特点，在教育、管理、设施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女性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
学校应当将青春期生理、心理教育列入教学内容，并根据女性青少年的特点进行生理、心理教育。
第十三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妇女的特点，组织开展有益于妇女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为妇女参加文化体育活动提供必要条件。
第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人事、教育、农业等相关部门应当根据城乡妇女的需要，组织妇女接受职业教育和实用技术培训，并鼓励和支持妇女组织、社会团体兴办适合妇女特点的职业教育事业，提高妇女的劳动技能。
第四章 劳动和社会保障权益保障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在录用、考核、晋职、晋级、评聘专业技术职务等方面，应当遵循男女平等的原则。用人单位在劳动制度改革或者精简机构时，不得歧视和排斥妇女，不得违反规定强令妇女提前退休，不得降低妇女的退休待遇。
用人单位的招聘广告不得有歧视妇女的内容。
第十六条 女职工依法享有特殊劳动保护的权利。
用人单位与女职工签订的劳动合同应当有对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条款。各级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应当在企业逐步推行女职工特殊权益专项集体合同制度。
用人单位不得安排女职工从事法律法规禁止或者禁忌的工作和劳动。
第十七条 用人单位应当每年组织女职工进行一次妇科常见疾病检查；对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的女职工，应当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定期进行职业健康检查。检查费用由用人单位负担，检查时间视为劳动时间。
有条件的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应当组织当地妇女进行妇科疾病的免费普查。
第十八条 用人单位不得因结婚、怀孕、产假、哺乳等情形，降低女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单方解除与女职工的劳动（聘用）合同，变更女职工工作岗位应当征得女职工同意。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期间劳动（聘用）合同期限届满的，除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外，用人单位不得终止劳动（聘用）合同，劳动（聘用）合同的期限应当自动延续至哺乳期期满为止。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逐步完善和落实生育保障制度，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并为贫困妇女提供必要的生育救助。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参加生育保险，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保障女职工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生育保险的具体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不得以男职工调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关系等为由，解除与其同在本单位工作的配偶的劳动关系。
第五章 财产权益保障
第二十一条 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享有平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利，任何人不得因女方无劳动收入、劳动收入少或者其他理由，限制或者剥夺女方依法享有的财产权利。
第二十二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结婚、离婚、丧偶为由，阻挠、强迫农村妇女迁移户籍。
第二十三条 村民代表会议或者村民大会决议、村规民约和股份制章程中涉及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的规定，应当坚持男女平等原则，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其合法权益。
第二十四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中的妇女，结婚后户口仍在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或者离婚、丧偶后户口仍在男方家所在地，并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在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股权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以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其他成员平等的权益。
符合生育规定且户口与妇女在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子女，履行集体经济组织章程义务的，享有前款规定的各项权益。
第二十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保障符合生育规定的农村纯女户家庭成员在土地承包经营、宅基地使用、集体经济收益分配、就业等方面的权益。
第二十六条 妇女享有与男子平等的财产继承权。在分配遗产时，同一顺序的法定继承人中，在同等条件下，对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缺乏劳动能力的妇女应当给予照顾。
离婚、丧偶妇女有权依法处置本人的合法财产，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涉。
第六章 人身权利保障
第二十七条 妇女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禁止下列行为：
（一）以恋爱、征婚、招聘为名或者用其他方式侵害女性；
（二）非法搜查妇女身体；
（三）拐卖妇女；
（四）其他侵犯妇女人身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八条 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
禁止溺、弃、残害女婴；禁止买卖女婴。
禁止谎报、瞒报女婴死亡、失踪。
第二十九条 禁止违反妇女意志以带有性内容或者与性有关的行为、语言、文字、图片、图像、电子信息等任何形式故意对其实施性骚扰。
用人单位和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应当通过建立适当的环境、制定必要的调查投诉制度等措施，预防和制止对妇女的性骚扰。
受到性骚扰的妇女有权向有关单位投诉。
第三十条 禁止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妇女卖淫。
禁止酒店、宾馆、酒吧、夜总会、发廊、美容院、洗浴等旅游、娱乐、服务场所诱迫、雇用、容留妇女从事淫秽表演、色情陪侍等活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强迫、引诱、雇用妇女利用互联网从事淫秽表演等色情活动。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为上述行为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
第七章 婚姻家庭权益保障
第三十一条 维护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禁止下列行为：
（一）重婚；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其同居，妨害一方或者双方婚姻家庭关系。
第三十二条 禁止干涉妇女的结婚、离婚自由。丧偶、离异的妇女有权再婚，任何人不得干涉。
第三十三条 禁止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伤害身体和精神的手段，对妇女实施家庭暴力。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
公安、民政、司法行政等部门以及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社会团体，应当履行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的职责，依法为受害妇女提供救助。
第三十四条 家庭暴力的受害妇女有权向公安机关、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组织或者当事人所在单位请求保护。
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任何单位和公民有权依法予以劝阻、制止，向公安机关举报。
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妇女组织和当事人所在单位在接到受害妇女投诉后，应当劝阻、调解；公安机关接到报警后，应当及时制止，做好调查取证工作，依法处理。
第三十五条 家庭暴力受害妇女要求提供受害情况证明的，公安机关、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当事人所在单位或者医疗机构等应当如实提供。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条件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设立或者指定家庭暴力庇护场所，为遭受家庭暴力暂时不能归家的受害妇女提供临时食宿等帮助。
第三十七条 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男方不履行抚养未成年子女义务或者扶养无劳动能力的妻子义务的，子女或者女方有权依法追索男方未支付的抚养费或者扶养费。
第三十八条 夫妻居住的房屋所有权属男方的，离婚时女方因经济困难无房搬迁的，男方应当给予帮助。
第八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九条 妇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或者依法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或者向人民法院起诉。
对有经济困难需要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的妇女，当地法律援助机构或者人民法院应当依法给予帮助。
受害妇女提起诉讼时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证据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调查收集。
第四十条 对于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妇女联合会及其团体会员等妇女组织有权要求并协助有关部门或者单位查处。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应当依法查处，并予以答复。
有关部门或者单位对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行为不依法履行职责的，有关人民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应当督促其依法处理，对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职责的，可以建议有关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不送适龄女性儿童少年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当地乡镇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给予批评教育，责令限期改正。
第四十二条 用人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二十条规定的，由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等相关部门责令改正，依法处理；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规定，以妇女婚姻状况变化等为由侵害妇女及其符合生育规定的子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合法权益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依法调解；受害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前款所述行为属于侵害妇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受害人可以依法向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规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有关规定，对侵害妇女权益的申诉、控告、检举，推诿、拖延、压制不予查处，或者对申诉、控告、检举人打击报复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
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