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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论纲

　　　　　　　　　　　　　　　　　高军

[摘要] 经济的持续增长引发城乡差距式发展，统筹城乡发展成为当下理论和实践研究的热点，而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效用。本文在明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实质的基础上，通过叙述当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发展的失衡现状，寻找和分析原因，继而为加快提升农村公共服务、真正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言献策。
[关键词] 城乡发展 公共服务 均等化
[作者简介] 高军（1972—），男，江苏淮安人，法学博士，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江苏华东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常州市法学会理事、副秘书长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势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然而，经济高增长的背景下依旧有许多农民无法与城市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城乡差距式发展造成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公、经济社会发展失衡等问题日益凸显。为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深入研究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实现城乡协调发展，促使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着重要意义，亦能够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对于有着经济学研究历史的西方国家而言是一个旧词汇，但对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中国而言仍是一个新鲜的词语，因此在论证、立项、制定和实施具有中国国情色彩的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时，有必要深入了解我国国情背景下城乡公共服务这一概念的具体内涵及外延，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质，更好的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一）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界定
早在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即作了全面、具体而细致的要求，“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的一项基本目标任务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推进，农村文化进一步繁荣，农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落实，农村人人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农村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健全，农村社会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逐步为农村居民提供基本的、大致均等的公共服务，让广大农民群众劳有所得、学有所教、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是现阶段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是统筹城乡发展，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这是党的决议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具体描述，是我国相关建设的前提和依据，也是我们进行学术研究的基础。
从学理上定义，一般而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指农民作为一国的平等公民，在财政待遇上，在享受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时应与城镇居民大体一致、大致等量。 这里的基本公共服务，就是指社会成员在一定经济社会生活条件下必需的、直接关系最基本人权的公共服务，也就是满足人的最低的、无差别需要（生理和安全需要的服务项目）。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内涵主要包括全体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均等、结果大体相等，同时尊重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权。这样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方面在承认不同地区、城乡、人群存在差别的前提下，政府能够在地区间、城乡间和个体间提供大致相等的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即保障所有公民均能享有一定标准之上的基本公共服务，其实质是强调“底线均等”；另一方面，公共服务均等化就是要求政府为所有的社会成员提供基础性质的、不同时期不同水平的公共服务产品。即确保已统一建立的公共服务制度在合理差别范围内能够为社会所容忍和允许，其实质亦在强调均等化并非绝对的、无差别的均等化，而是“相对的均等”和“有差别的均等”。
（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
界定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内涵，应以“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在界定的范围内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其实质就是城乡居民在生存权方面实现均等化。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主要包括就业服务、基本住房、基本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基础教育、基础科技、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事业性服务”，公益性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等“公益基础性服务”，生产安全、消费安全社会安全、国防安全等“公共安全性服务”，法律规范、产权保护、政策制度等“一般性公共服务”五方面内容。 不过针对党的十二五规划，考虑到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范围应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就业服务与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性服务。人权包含生存权与发展权，其中生存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作为享有公民权的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每个社会成员均应当享有大致同等水平的生存保障，虽然追求良好的生存条件需要每位共同体成员自身的不断努力与创造，但对于那些身处偏远地区、生活条件艰苦的社会群体以及社会上的弱势群体，由于其自身方面先天的或社会的条件限制，这就需要国家、政府乃至整个社会给予其帮助，尤其是现代社会中作为社会契约产物的政府有义务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存，积极采取各方面的措施，努力实现所有社会成员生存待遇上的基本均等。
2、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等城乡公共事业性服务。公共事业是指以社会发展和进步为前提，以实现公众整体利益为目的，直接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或协调各个方面利益关系的事业。 相对于基本的生存服务，公共事业服务处于更高的一个层次，人们在获得生存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改变生存条件，需要得到良好的教育与医疗卫生保健，提高自身素质，改善生活质量，为自身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
3、水电、道路设施等城乡公益性基础设施服务。这些公益性基础设施不仅关系着城乡全体居民的生存、生活与生产活动，还与他们所处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生活环境的改善有着紧密的关系。但在公益性基础设施方面，目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差距尤为明显，城市居民享受着较为优越的设施服务，而农村居民待遇较差、乃至几乎无法享受，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常因水电紧缺、道路不通等问题受到制约。
二、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状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历来注重行政职能的转变，公共服务意识和供给公共产品的责任意识显著提升，服务能力也在不断增强，村村通等政府民生工程的总量在不断增加、质量在不断提高。同时各级政府越来越重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公平问题，努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取得显著成就，比如城乡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实现全覆盖，提高并稳定城乡三项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政策范围内的医保基金支付水平提高到70%以上。 不过，尽管我国近些年来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实现了跨越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良好的社会效果，却仍与我国十二五规划的战略目标存在较大差距，距离全国范围内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真正实现还有部分问题亟需关注和解决，这样能够为将来进一步完善我国城乡公共服务体系提供可靠的现实依据。
（一）我国城乡公共服务的失衡现状
近年来，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公共服务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力度，但由于历史的、体制性的原因，当前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已呈现出明显的马太效应，城市与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差距日益显著，所谓的“城市越来越像欧洲，农村越来越像非洲”是这种现状真实的写照。
1、社会保障体系的非均等化。当前，中国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基本法律制度已基本建成，几经改革，日臻完善。然而与此相比，我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才刚刚起步，许多地区仍处于建设盲区地带。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仅包括农村养老、新型合作医疗的社会保险制度以及以五保户、特困户为主的基本生活救助的社会救济制度，很明显这样的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偏窄，水平偏低，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目前我国城镇已基本建立起以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五大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并在逐步进行完善发展和资源整合。处于起步阶段的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显然远低于城市居民，例如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在基本养老保险方面，城镇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人数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全省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人数占农村总人口的比重不足一成；在基本医疗保险方面，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均资金为1734.8元，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人均资金却只有75.4元，仅为城镇职工的1/23；在最低生活保障方面，城乡差异也非常明显，农村最低保障补助水平不到城市的40%。
2、城乡教育资源分布的非均等化。农村教育仍然是我国教育事业最薄弱的环节，长期以来，城镇仍然是国家财政教育经费支出的重点投入对象，农村教育经费支出严重不足，无论在硬件设施还是师资力量方面，城镇均远优越于农村。同时在城镇，农民工子女和城镇子女的教育资源分配问题日益凸显。例如，西安市农村教师研究生学历仅占全部教师研究生总数的8.9%；本科学历占7.56%；专科学历占63.74%；高中学历占81.67%，高中以下学历占94.79%，农村师资学历普遍偏低。 一方面是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的软件缺失，另一方面就是农村义务教育学校的办学条件仍然较差，相当一部分农村贫困地区和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学校的校舍、教学设施、仪器设备达不到国家规定的基本标准，尤其是农村学童午餐状况就在2011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除此之外，农村居民非义务阶段教育的经济负担也是比较重的，因穷辍学时有发生。以高中教育为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根据对53个国家的公立普通高中学费情况分析，结果显示只有7个国家收费，我国年均学费1139元，是7个国家中收费最高的。 农村教育的教学场所、师资队伍等普遍紧张，不能满足新型农民和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需要，农村教育资源不但投入不足又流失严重，又加剧了城乡教育发展的现实差距。
3、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非均等化。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现已形成高水平、低覆盖的局面，医疗卫生硬件资源的配置分布过于集中，卫生服务的供给严重不均衡，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优秀的医疗卫生人才大多集中于城市医院，农村、小城镇的卫生服务仍十分落后，形势也十分严峻。以新疆为例，2006年全国开始强调公共卫生的公益性改革后，我国重新恢复或强化农村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以及各类卫生人员的卫生服务功能，导致农村的卫生机构与卫生人员数量都快速增加，新疆各级政府也借用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加强了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以期改善投资形象。但通过2010年新疆城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均等化评估的结果来看，从2000年起，无论万人护士数、万人病床数还是万人医生数，城市都远远高于农村，最高年份近乎3倍。 如果考虑到医生、护士的素质以及病床使用率等情况，新疆城乡卫生医疗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显然会更大。除却医疗卫生条件的失衡现状，城乡医疗卫生制度的差距也不容乐观。我国现行城乡医疗保险制度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城镇医疗可谓起步早、改革稳、筹资多，待遇好。相反，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行，虽然在供需方面弥补了农村公共医疗卫生供给严重不足的现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医疗卫生不断增长的需求，但现有制度存在的诸如费用报销比例低、小病医疗缺失等问题，尚不能从根本解决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实情况，更无法缩小前述城乡医疗卫生服务非均等化的失衡现象。
4、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非均等化。由于政府公共产品供给制度改革的滞后，导致我国城乡间水、电、路、通信等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存在较大差别。近年来，政府和市场将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却因资金匮乏进展缓慢乃至停滞。随着政府逐渐开始注重民生工程的建设，农村的基础设施的确有了明显改善，但较之城市日渐完备的公共设施，两者差距还是在拉大。比如重庆市的基础设施服务均等化程度评价显示，7年间重庆市城乡基础设施均等化水平基本呈现U型发展趋势，在经历了2006年的极低点后在2007～2008年有所回升，但均等化水平较低：一是城市交通和固定资产投资水平持续增长，而农村基础设施底子薄、后劲不足，提升困难；二是城市基本交通里程7年间翻了近一番，但农村交通里程数增长不足30%；三是城市居民供水问题已得到有效解决，但农村仍有335万人没有解决基本饮水问题。 由此可见，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速度和步伐依旧缓慢而艰难。
（二）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失衡现状的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现象的出现，主要有三个层面的原因：宏观层面是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发展的失衡，导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滞后于城市；中观层面是由于公共财政制度不完善的制度缺陷，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缺少足够的财政资金支持；微观层面则是农村公共服务“自上而下”的供给决策机制，造成农民难以有效表达其实际需求，无法形成有效的沟通和反馈。同时，供给渠道单一、投资资金使用分散等问题也制约着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绩效。
1、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导致城乡公共服务失衡的根源
基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初期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农村支持城市，农业支持重工业的经济发展战略，最终形成了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发展模式。在此基础上，公共服务的提供也采用了城乡有别的模式。
其一，城乡户籍制度是造成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系现状的内因。通过户籍制度将现有公民人为的分割为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不同的户口则代表着不同的身份地位和不同的福利待遇。城市居民的公共服务历来由政府供应，1951年政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明确规定“城市国营企业职工享有病伤后的公费医疗、公费休养与疗养、职工退休后的养老金、女职工的产假及独子保健、职工伤残后的救济金以及职工的丧葬、抚恤等各种劳保待遇；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还可享受半公费医疗及死亡时的丧葬补助等”，从此开始城乡居民在基本社会保障上处于“水火两重天”的境遇。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文宣示了公民的平等权，但城乡二元结构极大地限制了农民群体平等地享有国家公共资源的权利。
其二，制度的“路径依赖”导致城乡公共服务的马太效应。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教授曾指出，一种制度一旦形成并稳定，即具有“路径依赖”效应，难以在制度内实现突破。事实上，计划经济时代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已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构成了身份歧视，必须予以革除，这已成为共识，近年来各地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改革举措，但这些举措也仅仅限于局部细微的突破，而未能打破体制的框架。我国城乡二元公共服务体系的差别供给，直接导致农村基础设施滞后、人口素质技能偏低，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地区经济的发展水平又直接关系着基层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循环往复，导致城乡差距从各个方面日益扩大加深，马太效应的出现反而强化了二元结构的长期性。
2、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缺乏应有的财政保障
常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城乡公共服务的建设和均衡发展更是需要强有力的、完善的财政制度作为资金保障，尤其是对于发展缓慢的农村公共服务建设而言更是如此。而如前所述，我国各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反映在客观数据上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等问题，多是源于建设资金的匮乏。主要原因就是我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虽强化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弱化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市、县两级政府的财政能力，直接导致县域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财政资金投入不足。 不仅地方政府用于公共服务建设的资金不足，而且在城乡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又将有限公共资源的绝大部分投向了城市，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医疗卫生以及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全部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可以说政府是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如此下去，政府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投入甚少，在大多数公共服务供给中政府仅仅成为名义主体，农民所需的公共服务大都由农民负担，实际上可以说农民自己承担了大部分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责任。特别是乡镇一级财政紧缺、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偏低等因素，导致农村公共服务的供给仅能维持在较低水平，目前的财政体制决定了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的资金供给与财力需求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较大缺口。而与此同时，我国有关专项转移支付、政府资金预算等财政制度的不完善，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部门分配利益的交叉，引发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设置重复以及擅自弥补财政预算赤字等现象，最终造成大量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落实不到位、不及时，非但没有起到均衡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作用，反而加剧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失衡。
3、农村公共服务决策机制难以反映农民的实际需求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受“万能政府”、“政府父爱主义”思想的支配，农村的实际需求被忽视，农民真实意愿的表达途径明显受阻。 公共服务决策权缺失，农业和农村活动是根据自上而下的计划安排进行，大部分公共服务也是根据计划建立起来的，农民并不是公共服务政策制定的直接参与者。 村民自治法律制度的颁布实施，从法律上保证了农民有权充分表达对公共服务的需求，但事实上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仍未改变。本身就不充足的财政专项资金即便落实到位，也无法根据农民意愿和呼声处理最需要解决的公共服务矛盾。此外，由于农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和渠道的不畅通，加之农民权利意识相对薄弱，导致农民参政能力弱化，农民仅仅是“被代表的”， 在现行的体制中缺乏有力的代言人，难以反映其诉求，最终演变成为只是公共服务建设的被动接受者。
三、提升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对策建议
诚如前述，在我国，城乡之间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水平存在巨大的差距，这已然是不争的事实。十二五规划中将缩小城乡差距，构建均等化的城乡公共服务作为一项重要的既定目标，表明政府也急于改变当前城乡差距过大的失衡现状。从公平正义和制度建设的角度看，缓解和缩小城乡差距重在通过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以缩小发展机会和发展能力的差距，这是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为此，笔者针对上述造成我国城乡公共服务发展失衡现状的原因，提出以下四方面建议：
（一）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分配制度
城乡二元结构是导致城乡公共服务严重失衡的根源。我国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固然源于经济的自然发展，但政府的城市偏向、城乡隔离制度更是催化剂和放大器。 只有切实改变了城乡二元经济发展结构，有效推进城镇一体化建设、实行农业产业化，发展现代农业，兴办农村工业，做到真正的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才能够通过城乡经济一体化夯实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经济基础。因此，要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尽快消除对农民带有歧视色彩的制度障碍和政策限制，让农民公平、公正地享有普遍的国民待遇，释放新时代农村的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可以说，不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城乡二元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改革也不可能有实质性的突破。
具体而言，就是要遵循“广覆盖、低水平、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基本原则，不断扩大公共服务的覆盖范围，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距：（1）逐步建立和完善城乡接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优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和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制度。（2）建立城乡统一的义务教育体制，整合城乡教育资源，进一步推动城乡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其中，尤其要注重保护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与城市居民子女大致同水平的义务教育服务。（3）协调城乡公共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大力发展农村医疗服务，在现行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基础上深入推进农村医疗保险，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4）整合城乡基础设施资源，优化资源配置，凸出重点建设工程，着力改善农村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农民的精神面貌。同时要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市发展的中长期规划中，合理布局，并将基建资金和人力向农村延伸与倾斜。
（二）积极落实财政支农政策，优化基层公共资源配置
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视角的地方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为处在经济体制转轨和“二元社会”转型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地方财政体制改革构建理论框架，为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探索适当的实现手段和实现方式，设计建立完善的地方公共财政体系的主要方面和改革路径以形成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供给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 无论在城镇还是在乡村，政府始终作为公共服务产品的主要提供者，具有不可推卸的职能责任。而在城乡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今天，就需要政府建立健全财政对农村公共服务资金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提高农村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的总量和比重，在建立惠及亿万农民的公共财政制度的同时，不断加强中央和地方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
在提升中央与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财力的同时，还要推进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乡镇财政职能，加强乡镇财政管理，提升乡镇一级财政保障农村公共服务建设的自身能力。在此基础上，按照财权、事权相对称的原则，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权分配格局，增大地方财政自主权，健全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和评估体系，形成科学的公共服务分工和问责机制。
（三）构建和拓宽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渠道
提供公共产品是政府的最基本和重要的职能之一，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是社会中所有公共服务的唯一提供者。单纯依靠政府，难以稳定、持续地保障城乡公共服务的供给，更难以平衡城乡公共服务。因此，为了更好的贯彻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保持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应当拓宽思路，在以政府为主导的情况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优势，积极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建立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多中心”参与的格局，寻找到政府与市场、社会组织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内的平衡点。除了政府发挥职能作用，首先就是市场介入，走诱致性制度变迁之路，督促政府必须走强制性制度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之路，充分发挥市场优势，分阶段、分步骤、分区域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比如政府应放手并支持各种市场力量在创新、推广成功经验、适应迅速变化和完成复杂的技术性任务层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允许和鼓励民营企业、民间资本、外资作为公共产品的生产者和服务者，通过引入竞争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降低公共产品的管理成本，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运作效率。值得一提的是还应发挥非政府组织或社会团体参与公共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力量，鼓励民间团体积极行动，自愿的投入到农村公共服务项目的实施和管理，特别是涉及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可以充分调动社会的公益热情，既减少地方政府的资金困难，又提高了农村公共服务的效率。
（四）建立农民自身对农村公共服务的需求表达制度
农民是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以农民的公共服务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推进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根本目的。 也就是说农民是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主体，只有农民自身才是对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况优劣的最终评价者。目前，现实状况是我国农村公共服务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仍未改变，无法根据农民意愿和呼声处理最需要解决的公共服务矛盾。因此，应当相信农民是“理性人”，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事务，尊重农民的自主选择权、表达权，逐步实现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决策机制从“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的转变。这要求，一方面，必须扎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法制，充分实行村基层的村民自治，建立村民民主投票的公共服务供给决策机制，最后由全体农民或村小组对农村公共服务的具体建设项目进行表决，切实反映农民的需求信息，提升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决策的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发挥各类农村合作社、协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凝聚作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促使农民能够真实表达意愿，维护农民享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合理权益。

民事诉讼中的调解与地方保护主义

邵东县人民法院 刘海涛

经济的市场化、一体化、现代化势必以法治的现代化为前提。当前，随着司法改革足音的不断切近和《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的颁布，人们的目光已越来越多地投注于对司法公正的追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地方保护主义及其恶果也越来越凸显，成为我们司法改革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应当认识到，地方保护主义作为一种区际间对资源分配、人才交流、市场交换的不合理干预和控制，是因为各区际间狭隘的局部利益所致，其本质是违法的。而法院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却有其体制上、经费保障制度上的深层原因。因此，从制度上改变目前我国司法权地方化、各级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政权的状况，是我们克服审判工作中的地方保护主义，以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途径。关于变更人民法官的产生方式、人民法院领导体制和经费保障机制等方面的论述因而也常见于智者论述中。但是，囿于宪法修改的严谨性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长期性、渐进性，上述措施在一定时期内还难以实现。本文试就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克服作一浅探。或可以完善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为契机，寻找一个较为便捷的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及司法腐败蔓延的切入点。


一、现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负面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肇始于民主革命时期，并在其后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应当说，这一制度契合了改革开放前的社会实际，与当时社会利益的单一化、经济活动的计划化、法律的简约化、权利观念的淡漠化是相适应的。它继承了我国“轻法理重人情”，“以和为贵，以人为本，重义轻利”的儒家传统道德基础。同时它更满足了“平和地解决纠纷”以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稳定的单一诉讼价值标准。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一些旧有的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权利观念越来越鲜明，国家权力在市民生活中的许多领域逐渐淡出，人们对诉讼目的的追求已越来越多地转向正义的实现而不再满足于仅仅是纠纷的解决，由此，调解制度的某些弊端尤其是其制度框架设计上的某些不合理之处也日渐显现。
1、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毫无疑问，司法权的本质决定了我们对法官的判决有着严格的合法性要求。这种严格要求体现在法官对每一权利主张的肯定或否定都应具有实体法规范的支撑。判决对实体法规范的遵循是无条件的，非此不可的。这也是判决产生强制力和得以有效实现的前提和依据。而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 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对实体合法性的要求比判决显然要宽泛得多。概而言之，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a.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b.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如果对之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我们就可以发现这样一种情况：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作出的。由此可见，正是“自愿处分”中不可避免地掺入了权力意志和地方不法干预的因素，使得这种“自愿”显得格外暧昧。这样，就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２、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乃至于权力机关的监督也被限制在事后监督的范围内，而无法对司法不公起到直接的事前防范作用。至于其他组织对法院、法官的监督更受到了种种限制（尽管这些限制是正当的而且绝对必要）。因而，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防止审判权的滥用也就成了最有效、最主要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不必像判决那样严格按照诉讼法的规定进行，而更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也使得法官对其司法权的行使悖离了其应当具有的被动性的特点。通常观念甚至认为，调解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运用，其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简化诉讼程序，便利群众。显然，这就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３、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弱化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对于一个案件而言，判决可能会导致一方当事人因不服而上诉。一审法院处于地方权力和地方意识的包围中，相对而言，二审法院就显得超脱许多，因而上诉审作为对一审裁判的一种重要的监督方式，对防范司法不公尤其是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调解是以双方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因而具有不可上诉的特点。这一对当事人上诉权的限制导致了上诉这一重要监督机制对调解不复存在。法官所须承担的诉讼风险也因此大大下降。显然这不利于督促一审法院严肃执法。同时，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由于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负面因素存在，实际上使得法院和法官对个案的处理有可能游离于程序法和实体法规范之外，这在客观上就为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审判工作中的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

二、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及其体现
现化法制观念普遍承认：“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将导致腐败”。因此，一整套严谨、完备的诉讼程序制度的制订和遵行，以及相对完善的实体法规范，是促进司法公正，防止司法权滥用的基本前提。如前所述，在我国目前体制下，尚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主义的产生。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又因其本身的缺陷和执行中的不规范，使得法院和法官的审判权在某些方面得到了不合理的自由发挥空间。显然，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地方保护主义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的肆意猖镢。
1.现行调解制度本身的负面因素导致地方保护主义获得极大的滋生空间。
地方保护主义往往从人事任免、财政政策、人情往来等各个方面影响和干扰法官的审判活动，有时还以“注重案件政治效果、社会效果”、“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等面目出现。而其维护地方不法利益的初衷显然与大一统的立法存在着尖锐对立。这种尖锐对立往往使法官无所适从，陷入尴尬境地。依法审判可能招致地方保护主义者的不满，进而在人事、财政等方面陷入不利；违心地错判虽然使地方不法利益得逞所愿，却又难回避法律本身的评判，和上诉审、再审的检验。不得不承认，在这种两难境地中，无奈的法官们往往正是籍调解制度所展拓的疏漏之处，才得以“突围而出”。从而在合法的案件处理结果之外，寻找到一种既维护本地方的不法利益，又不受监督机制约束，更无需承担诉讼风险的结案方式。而对更多具有强烈护法意识的法官来说，也正是因为调解制度的种种缺陷，使得他们失去了籍以抵抗地方意志的最后一件武器：实体法的规定和判决合法性的严格要求。所以说，正是因为现行调解制度弱化了程序法和实体法对法院和法官的约束和规范，使得某些极大损害外地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案件处理结果能够以合法形式出现，并获得强制执行力。显然，这就使得地方保护主义的滋生获得了广泛而丰肥的空间。客观上促进了地方保护主义在审判工作中的猖獗之势。
2.实践中一些背离调解原则的作法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得逞所愿的手段。
为使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不断适应新的社会条件。我国立法机关曾一再对调解制度作出修改，直至一九九一年确立了“自愿合法”原则。应当认识到，这种立法上的完善和修正，主要就是为了解决审判实务中普遍存在的重调轻判，压服性的非自愿调解等问题。然而，从我们当前的审判实践中来看，这一原则并未得到严格遵循。而“重调轻判”、“以压促调，以拖促调”现象不但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反而成了某些法院和法官用以维护地方利益，实现地方保护主义的重要手段。
由于现行制度下的调解一般由握有该案裁判权的承办人主持，调解方案亦常由法官确定或提出。在这种“调审结合”的模式下，自愿原则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尽管现行调解制度的自愿原则要求法官不得对当事人意愿进行强制或变相强制。但是, 法院和法官常常会基于其地方保护主义的驱动, 自觉不自觉地利用自己是案件的审理者,手中握有对案件裁判权这一优势来“以压促调”。
而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往往慑于法官手中的裁判权，因害怕不同意调解将触怒法官，最终承担更加不利于已的判决结果，而违心地作出妥协。在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下，自愿原则往往被背离，而掺杂了地方保护主义因素的调解协议实际上也就意昧着对外地一方当事人权益的损害，既不公平，又违反了民事法律行为“表意真实”的基本前提。也就是说，类似的调解协议同样背离了合法原则。这种既违背合法原则又背离自愿原则的协议却能够以合法形式被赋予法律效力。试想，这是不是不合理制度为地方保护主义造就的一个“魔鬼者的乐园？”
同时，虽然民诉法第九条规定“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但这一思想并没有得到贯彻。实践中，久拖不决，久调不决的情况并不鲜见，这对当事人尤其是外地当事人一方造成的讼累和心理压力。势必直接影响到调解协议的达成。也成为地方保护主义实现的温床。 正是因为民事诉讼现行调解制度本身及其实践中的种种不完善，自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提出伊始，调解制度即不断受到质疑。尤其是当调解制度已成为地方保护主义洪流肆虐的“管涌”所在时，如何采取措施消解这一负面影响，就成为当前司法改革所急待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当前，我们以实现审判公正、公开为目的的审判方式改革正获得举世公认的积极评价，但如果继续忽视了对现行调解制度的负面影响而无所举措，危害将是巨大的，甚至会导致我们在其他方面的改革成果付诸东流。但是，应当认识到，调解制度因其在我国深厚的人文道德基础和诉讼价值基础而必将继续存在下去。那么，对其进行严格的规范和修改就显得必要。笔者认为，应当尽快制订相关规则，以求对调解进行严格的程序规范和重新定位。


三、严格规范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制度，真正落实自愿、合法原则
如前所述，我国现行民诉法虽然确立了调解的自愿、合法原则。但缺乏一套具体的可以实际操作的规则以保障自愿、合法原则的实现。基于消解现行调解制度对地方保护主义放纵作用的直接考虑，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现行调解制度进行适当修改：
1.重新审视调解的目的及作用，进一步强调自愿原则。
应当认识到，诉讼当事人通过行使起诉权而启动诉讼程序，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和自身合法民事权利的保护。现代司法活动亦应尊重这一权利主张，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简单地以纠纷的最结解决为诉讼目标。因此，首先应当改变过去“重调轻判”的观念，而将调解作为一种明确当事人权利义务基础上的辅助性结案方式，要在调解过程中强调对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使争议双方在处分自己民事权利前对各自的合法权利义务具有清楚、明确的认识，改过去“让谅型”调解为“公平型”调解，不再在调解中片面强调当事人的“互谅互让”和牺牲精神。笔者建议，在调解书的制作中，亦应如判决书一样写明事实和证据分析，并增加“本院认为”的说理部份，通过在“本院认为”部份的法理阐述和法律判断表达清楚审判组织的观点。使当事人即使让步，也要让得明明白白。如此，就使得实体法对调解协议的达成也起到了一定的规制和约束作用。也更能反映调解中的自愿是一种“清醒而理智”的自愿，这样就限制了法院对当事人意愿的任意强制。
2.严格规范调解程序，防止其不规范性和随意性。 具体而言，为使自愿、合法原则在调解过程中得以贯彻，应制订严格的调解程序，如限定调解只能在合议庭评议结束后、宣判前进行（在庭审前的所谓“调解”应当是以双方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为主导的“和解”活动）。任何在诉讼其他阶段中开始的调解活动均为非法。严格规定调解的期限，如果调解程序开始后，经过法定期限仍调解未成的，应当宣布调解终结，然后作出判决并宣告。调解程序的启动亦应以当事人双方主动的自愿申请为前提，法官不得依职权启动调解程序（鉴于离婚案件纠纷的特殊性，可把调解作为离婚案件的必经程序，法官得依职权启动）。明确规定不得将调解过程中当事人的态度和要求、调解方案作为判决的证据和当事人的心理底线使用。有条件的地方还可实行“调审分离”，即在审判组织外另设助理法官，由助理法官主持当事人进行调解，合议庭成员或独任审判员不得参与调解活动。同时，把审理程序与调解程序明确划分开来，在进入调解程序之始即裁定中止审理。以上这些制度的严格遵循势必将调解程序纳入合法的轨道。以使调解符合诉讼活动的基本要求。也必然使其自愿、合法原则的贯彻得到切实保障，从而有效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及其它司法腐败现象。
3.协调和修改审判监督机制相关规定，强化对调解的监督机制。
对调解书的不可上诉似乎无可非议，那么再审尤其是在上级法院启动的再审程序对防范地方保护主义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现行民诉法对申请再审条件的苟刻限制显然不尽合理。笔者认为，在上述调解程序得到确立后，对任何违反法定调解程序所达成的调解协议都可以启动审判监督机制予以纠正，这就要求修改民诉法相关规定，对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适当放宽，增强其可操作性。
同时，应当明确的是，调解协议虽然因包括了当事人的自愿处分而不便对其进行直接的合法性监督。但法院调解同样是法院行使司法权的方式，应当也必须纳入检察监督的范围内。因而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书同样具有抗诉权，只是其抗诉的理由更多地需要从程序上寻找而已。唯如此，才可能为当事人寻求救济提供更多、更强有力的合法渠道。

参考文献：


1.《司法改革研究》 王利明
2.《法院调解制度的评价与完善》 汪健华
3.《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构想》 司莉
4.《民事诉讼法学》 柴发邦
5.《民法基本原则解释》 徐国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