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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情]

赵某在工行某支行分理处办理牡丹灵通卡一张，并办理了手机银行（短信）业务。2010年12月24日23点31分，赵某收到其牡丹灵通卡被支取29800元的的手机短信。因此时赵某的身上携带银行卡，就到附近的工行自动取款机上查询款项，发现29800元现金确实被支取。至当晚23点55分，赵某的手机又陆续接到短信通知其银行卡又被支取现金40600元。其间，赵某拨打工行24小时服务热线95588挂失，因无人接听，挂失无果。后赵某拨打110报警，但在警察询问情况过程中，赵某又接到短信通知，其卡内存款又被支取48400元。至此，赵某的牡丹灵通卡在自己保管的情况下，被盗取118600元（含手续费）。后赵某将工行某支行诉到法院，要求工行某支行赔偿其储蓄存款损失118600元。

[分歧]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该案已经被某公安分局立案侦查，未查清犯罪嫌疑人，故该案应当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侦破后再恢复本案的审理；

第二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当继续审理。赵某与工行某支行已形成储蓄存款合同关系，工行某支行未尽到全面保护储户存款安全的义务，应当对赵某的银行卡被盗刷的损失承担全部民事赔偿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该案应当继续审理。但依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工行某支行对赵某的银行卡被盗刷的损失承担部分赔偿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在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顺序上，可以有“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多种处理方式。但“先刑后民”是有其适用条件的。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另一案尚未审结的，本案应当中止审理。”显然，“先刑后民”不是绝对的，与同一法律事实有相互牵连关系的刑事案件和民商事案件同时存在时，只有在民商事案件的审理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时候，且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法院才适用“先刑后民”原则，裁定民商事案件中止审理，待刑事案件审理结案，再继续审理该民商事案件。

本案中，某公安局分局已经立案，尚未侦破，是否犯罪以及如何追究责任的问题与本案的实体处理无关。本案民商事部分审理的是双方的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依据的是合同法的相关规定，无须等到刑事案件侦破并审理完毕后再进行该案的审理。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有关规定，对本案继续审理，不适用“先刑后民”司法原则中止审理。

2．工行某支行应当承担部分赔偿责任。根据储蓄存款合同的性质，工行某支行负有保证储户存、取款安全的义务，其应当按照储户的指示将存款安全支付给储户或者储户的代理人。要维护储户的取款安全，工行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取款权利人识别机制。其设置的自动取款机，正是通过技术手段，识别取款权利人，以达到维护储户存款安全的目的。

本案中，原告的银行卡在被盗刷时自己仍携带着该银行卡，该事实证明了工行设置的自动取款机不能识别真正的取款权利人。且在原告拨打了工行设置的24小时热线电话后，被告工行某支行仍未能及时有效地向原告提供安全保护措施，未尽到全面保护储户取款安全的义务。因此，对原告赵某的银行卡被盗刷的损失，其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合同法亦规定，当事人一方违约后，对方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防止损失的扩大；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要求赔偿。

本案中，赵某于2010年12月24日23点31分接到29800元被支取的短信后，立即在自动取款机上查询。其后的23点34分、23点45分又分别接到其卡内存款被支出的两条短信。赵某随即开始拨打工行的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并于23点55分拨打110报警。这其间，赵某即便无法接通工行的24小时服务热线电话，但完全有时间在自动取款机上通过修改密码以防止损失的继续发生。因其没有采取适当措施致使损失扩大，就扩大的损失其无权要求被告赔偿。因此，赵某要求被告赔偿的118600元中，对其中23点55分之前的损失70500（含手续费）元应当予以支持。

（作者单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郑州市二七区人民法院）
“君申”再起风波 双方以和为贵

（上海）曾平



全国首例第一大股东状告上市公司及董事长的纠纷案，近日已成为传媒热点，也引起证券界、法律界及广大投资者和上市公司的普遍关注与讨论，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案件本身。案件所涉及的有关法律问题，不仅是证券市场和上市公司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为我国完善“公司法”及上市公司议事规则提供素材。

一、 关于“一拆四”的董事提案问题。

原告说“君安”提案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被告不能擅自“一拆四”，况且公告与开股东会的议案不一致。被告则说可以“一拆四”。于是有人说，如果免去的二位董事未通过，新增的二位董事又通过，一下子多出二名董事怎么办？也有人计算会出现16种结果，而造成目前实际少二名董事怎么办？假如二位免去未通过，应采用什么方式再议等等，法律、规章和公司章程都不明确。由于“一拆四”，造成公司少二名董事，造成“君安”作为第一大股东在董事会失控，权利怎么保障？如果这种游戏发生在国家股控股的上市公司怎么办？由于再召开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受时间限制，董事长利用董事会人数缺陷，擅自作出许多损害大股东权益的行为，造成既成事实，怎么办？法律该不该有一个司法救济和限制措施。

二、 收购与投资是否为同等概念。

原告认为被告超越职权范围，未经股东大会通过而实际出资收购“科环”，用了6000万，严重损害股东权益。被告认为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有6000万的投资权，由于股东大会未能通过收购议案，可以将收购改为投资，也有人认为收购与投资为同一概念。这一观点是否成立？考虑到最近“证监会”对上市公司改变投资用途必须严格经股东大会通过的决定，是否可以理解在这方面掌握是“从紧”而不是“放松”？类似重大投资或收购失误，造成巨额亏损，谁来承担实际赔偿责任？根据“公司法”118条规定，董事怎么能实际承担赔偿责任，是否考虑董事具有一定财产担保能力，或严格设定权限？

三、 此类纠纷诉讼主体是谁？

原告认为，确认股东大会无效，应告公司，并考虑到将来执行主体和公告义务主体的法定代表只能是公司。“公司法”第111条赋予股东起诉法院告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决议违法，但诉讼主体只能是公司，股东大会和董事会不能成为法定诉讼主体。同时，董事违法侵权，“公司法”第118条也明确，可以告董事承担赔偿责任，包括董事长本身。被告认为只能告一部分股东，告董事会，告股东大会等等。


从理论上讲，本案当瞿建国董事长用公司名义对外实施的行为，就是一个法人行为。在“公司法”中，又涉及到股东之间，董事会与股东之间纠纷，也有一个法人行为。所以，当瞿建国利用“申华”公司董事会同意，并用“申华”公司名义与“科环”签订协议，用“公司”盖章，这就有一个公司法人主体问题，而且这种决定必然造成公司亏损，最后导致股东收益影响，侵害股东权益。所以“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如法院判令协议无效，不是瞿建国个人行为无效，而是“申华”公司作为法人与“科环”公司作为法人之间的协议无效。所以作为大股东要求“申华”公司恢复原状，停止收购，返还钱款。判决生效后执行主体是“申华”公司，不是瞿建国本人。同时，股东大会的决议无效，判决主文也是“申华”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无效，不是瞿建国擅自更改行为无效。在这一层法律关系中，如果瞿建国个人行为的过错，造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前者是因，后者是果，个人过错适用“公司法”的董事赔偿责任，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和收购无效适用“公司法”和民法通则的法人责任。

从司法实践讲，“君安”起诉要达到以下目标，一是要求法院确认“申华”公司股东大会决议无效，无效主体是公司而不仅仅是瞿建国个人行为的过错责任赔偿，双重性。二是要求法院确认“申华”与“科环”之间的收购协议无效，并判令“申华”公司恢复原状，返还收购资金。如果仅仅要求法院确认“收购”协议无效，只有确认之诉没有返还资金的给付之诉，该判决生效后就还要打第二场给付之诉官司，否则没有执行主体，三是要求瞿建国个人承担“公司法”的董事过错责任（包括如果需要随时追加其他董事为共同被告）。这三项目标意见是一致的。而且是关联的，有因果关系不能分，所以，要达到这三项目标，必须要把“申华”公司追加进来，并考虑将来执行工作。

如果不追加“申华”公司将会造成以下后果：首先，不追加“申华”公司作被告，假如原告胜诉，判决后，董事长可以说“申华”公司由董事会说了算，个人不能作主。这样返还钱款，恢复原状还要另行起诉。可以来一场游戏，董事长让位或退居二线，图章交给他人。届时法院来执行，称自己没有权，往他人、公司身上推，于是“君安”又要重新起诉。其次，由于“申华”公司目前运作均以董事会名义，董事会难以成为诉讼主体，不将“申华”公司作被告，法院对董事会没有约束力，又变成一场法律游戏，猫捉老鼠。再次，即使“君安”是“申华”第一大股东，假定“申华”公司也是受害人，“申华”不可能起诉当原告，更不可能告董事长，法律上是真空。

“申华”公司是一家全流通的上市公司，证券市场上叫它“三无”公司（无国家股、法人股和内部职工股），正是有它特殊原因，笔者有幸在不同程度上经历三次“申华事变”，参加“事变”中的有关法律工作。正是因为“申华”公司全流通的原因，其配股和融资对公司来说有极高的商业价值，“君安”花了人民币五、六个亿成为第一大股东，但目前被排斥在管理层之外，说话不算数，并眼看大量资金流出去收购“科环”公司，而同时“科环”又有那么多资金购买“申华”公司的股票（据报载已有上千万股）。在未能得到有效解决途径的情况下，无奈向法院起诉。

注意到“君安投资”起诉后一直保持低调，公司从未向传媒公开发表任何意见和评论，可能公司还是从长远打算，从有利于公司发展考虑，从有利于双方将来有可能合作考虑，也从有利于证券市场稳定考虑。

中国人有一句话“和为贵”，现在又流行一句话“和气生财”。希望通过讨论，通过舆论监督，通过法院调解，通过有关部门协调，能够最终促使双方以协商了结纷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