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调解在我国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本文作者:丛彦国)
强调法律全球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关注行政领域中的行政主体
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关系，只有二者的和谐才有社会和谐的实现，因为在现代国家中，二者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笔者认为，行政诉讼的价值不应仅仅限于控制行政权，更应该具有利用中立的司法机关来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冲突的功能，这就不能排除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我国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的主要规定及其评价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0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这表明，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不能为了解决行政纠纷而召集双方当事人进行协商，促成双方互相谅解；不能把调解活动作为行政诉讼的一个环节；不能以调解的方式终结行政诉讼程序。我国这样立法的理论依据在于：①调解是以当事人享有处分权为前提的，而行政权具有不可处分性，它是法定的而非行政主体固有的职权，行政主体必须依法行使，不存在调解的可能性；②行政法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权，行政诉讼必须裁断行政行为是否合法，适用调解置行政行为合法性于不顾，会导致对行政主体违法的放纵；③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处于天然不平等的地位，双方难以达成平等自愿的调解协议；④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存在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得相对人妥协的可能。[1]
但是，在行政诉讼中，上述这些顾虑是否存在呢？从我国审判实践来看，不适用调解作为一项原则基本得到了贯彻，主要表现在行政案件裁判方式没有采用调解方式结案或作出法律文书，但是在实践中却有很多案件有着法院的大量协调工作，这些协调工作有针对原告的，也有针对被告的，甚至有针对第三人的，法院协调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行政争议。这些案件往往不是采用像维持、撤销等法定判决方式，而是在法院作好协调工作的基础上再进行判决。法院的这种协调与调解制度很相似，实践证明，这种做法对于化解矛盾，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我国自《行政诉讼法》颁布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审理的行政案件不断增加，但与此同时，原告撤诉的比例却不断扩大。[2]在这些撤诉中，因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而使原告申请撤诉，从而获得人民法院准许的占大多数。显然，高比例撤诉率的背后是法官所做的大量协调工作。根据上诉的理论或规定，法院的这种行为是被禁止的，但是，行政案件越来越多的通过协商或者说用调解的方式来结案。那么，为什么在行政诉讼调解问题上，理论与实践不一致呢？为什么法官（特别是基层法院的法官）明知其行为被禁止却仍然这样做呢？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究竟有无其合理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实践是理论的基础。[3]虽然理论对实践具有指导作用，但这种理论应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理论，是正确、科学的理论，它还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接受检验并进行发展，从而进一步解决实际问题。所以，当一个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现实，不能引导现实潮流，却日益被现实所抛弃，那么其终究不是一个好理论。应当说，我国法律之所以规定行政诉讼不适用调解更主要的是为了防止被告即行政主体利用其特殊地位而迫使原告即相对人放弃其合法的诉讼请求，起到用司法权来监督、控制行政权的目的。但是事实上，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未必会损害原告利益或国家公共利益，不适用调解也不一定就能够有效保护原告利益和国家公共利益。
二、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理由
（一）从调解制度的目的看，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具有必要性
调解是我国解决诉讼纠纷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在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诉讼作为解决行政争议的一种诉讼活动，与刑事诉讼（自诉案件）、民事诉讼一样，当然可以适用解决纠纷的普遍形式——调解。诉讼是处理特定社会纠纷的一种机制，[4]其目的是将争议进行平息，由法院作为中立的裁判者进行裁判，去化解争议，平息矛盾。这种做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所以调解制度在各类诉讼当中都应该可以适用，当然在行政诉讼中也不例外。在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过程中，通过双方当事人的举证、质证和人民法院的认证以及双方当事人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进行的辩论，如果行政主体意识到自己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违法的，因而在审判人员主持庭审的情况下，向原告赔礼道歉，并主动提出撤销其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要求原告撤诉，这种做法合情合理，也不违反法律规定，应当予以提倡并得到法院的支持。法院的这种支持，本质上就是调解，实际上由审判员征求双方的意见并促使双方实施上述行为也是不应该禁止的。行政诉讼是解决行政纠纷的一种诉讼活动，[5]而调解制度的设立目的也是为了解决争议，化解纠纷，所以二者不应是相互排斥的，而可以是同时存在的。
（二）从调解制度的适用范围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可能性
在世界上，早有国家和地区在行政诉讼中引入了调解制度。美国的司法审查一直是按照民事诉讼的程序来进行，并且，在其公法领域大量存在着“诉辩交易”的传统习惯，对于行政机关在诉讼中与相对人和解，已经不存在观念上的障碍。根据美国《司法》杂志的统计，联邦法院归档的诉讼中有90%的案件并没有通过审判，而是通过调解、和解等方式获得解决。[6]在我国台湾地区，其制定的《行政诉讼法》第七节以10个条文对行政诉讼中的和解制度做了规定。台湾地区规定的和解制度与我国大陆地区的调解制度是类似的。它们都以当事人的合意为基础，都具有解决纠纷、结束诉讼的效力，都有法官的参与并对当事人的协商结果进行确认。在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如德国、我国香港地区，也以行政诉讼和解称我国大陆所指的诉讼调解。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和解与调解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上相同的事物之所以分别被设定为诉讼上的两种不同制度，是由于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从不同的侧面来认识它，来为它定位的。诉讼上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议；而法院调解则是以法院为中心，以当事人合意解决争议的。[7]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审判实践事实上为我们提供了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的成功范例。
（三）从我国审判实践看，在行政诉讼中设立调解制度具有紧迫性
在我国，除了行政侵权赔偿诉讼可以适用调解外，其它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但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调解结案已经成了一个不成文的惯例。法官经过反复调解，动员可能败诉的行政机关对原告给予一定的赔偿或承诺，于是原告便“自愿”撤诉，但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在于，由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行政诉讼调解显得过于随意，并使它变化为法官手中的权力。无原则的调解和非自愿的调解是我国多年来行政诉讼撤诉率，特别是非正常撤诉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8]为规避法律，我国把这种事实上的调解成为“协商”、“协调”、“庭外做工作”等，与其让这种变相的调解、协调处理成为规避法律的工具，不如从制度上对其进行规范，使其成为保护行政相对人合法权利，促进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的重要形式。对此，专家学者们对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对于调解制度的适用，提出了比较明确的意见，其重要理由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从理论方面说，调解是解决诉讼纠纷的重要制度，尤其在我国，调解制度处理民事纠纷是我们一项优良的传统，同样适合于行政诉讼。行政诉讼在许多情况下是针对行政自由裁量权，因此存在调解的基础。另外，行政争议从本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与民事争议存在许多相似之处，所以在行政诉讼中，借鉴民事诉讼的调解制度从理论上来说并不是不可行的。从实践的角度说，法院审理行政案件，采取协调的方法，或做‘工作’，这种做法的本质仍是与民事诉讼的调解极为相似。与其说把这种不规范的做法延续下去，倒不如将其规范起来，在行政诉讼中，规范地进入调解制度。”[9]
三、调解在行政诉讼中的适用
（一） 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有处分权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
综上所述，在行政诉讼中排除调解适用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存在问题，但调解的适用也应有一定的条件。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础应该是行政主体对其职权拥有处分权，否则，就没有调解的可能性。按照依法行政原则，行政主体行使其职权，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10]也就是说，行政主体的职权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不得行使，但是无论是在行政程序阶段还是在诉讼程序阶段，行政主体在法律范围内仍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并接受人民法院的调解是可以的。但是，行政主体对其的职权能否处分并进行让步还要进行具体分析，要根据不同的行政行为和不同类型的案件确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如果一个行政行为是羁束性行政行为，则不应该适用调解。但如果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是一个自由裁量行政行为，那么法院可以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进行调解。特别是对于像拘留、罚款等具有不同幅度的行政处罚行为。对于已由法律明确规定为无效的行政行为提起的诉讼，法院不可以进行调解。例如，法院不能对超越职权的行政行为进行调解，因为行政主体在超越职权时作出的行政行为要么不属于自己的权限范围，要么法律已经否定了行政行为的有效性，行政主体此时不具有对自己的职权作出处置或妥协的处分权，所以，法院不能主持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
（二） 合法性原则是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的基本原则
行政诉讼的根本目的，是通过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种监督功能和保护功能应该是统一的。人民法院在审查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的同时，也应该在行政诉讼过程中依法进行调解；在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合法权益的同时，也应该监督和促进行政主体的依法行政。如果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无原则地进行调解，会既放纵了行政主体滥用职权的行为，又不符合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长远利益。如果不对行政诉讼的调解加以限制，法院可能会滥用调解权，这就不符合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
合法性原则要求人民法院主持调解在程序上要遵循法律程序，形成的调解协议不可以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该项原则的具体要求是：第一，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活动，程序上要合法。由于法律已经确立了民事案件的调解、刑事自诉案件的调解以及行政赔偿案件的调解制度，这给我们行政诉讼中的调解提供了很好的参考范例。因此，行政诉讼中的调解程序可以借鉴上述调解的程序。例如，如果当事人不愿意进行调解或不愿意继续进行调解的，人民法院就不应该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不应该久调不决，而应及时判决；等等。第二，人民法院进行调解，调解协议内容应该不违反国家的法律规定。因为调解协议是将来制作调解书的基础，而制作调解书的目的则是为了明确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表明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予以认可。所以，调解协议的内容至关重要，必须依法制作，不得违反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否则，没有调解的必要并且这种调解也应当是无效的。
（三） 对我国在行政诉讼中建立调解制度的展望
作为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的一种手段和方法，在各类行政案件中大量适用调解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一种制度，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在我国还存在现实的法律障碍，迫切需要制度创新，这就需要一系列的配套资源作为其发展背景和理论基础，否则，这种制度并不会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如前所述，我们可以在行政理论中找到调解存在的合理性，并且在审判实践中已形成了较好的社会基础和丰富的学习经验，这为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制度在我国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为顺应各国行政诉讼调解的程序化、规范化趋势，在将来修改行政诉讼法时，应适时把调解作为一种正式制度加以确定，以避免我国目前在这一问题上理论与实践相脱节的弊端。为节省诉讼资源，方便行政相对人与行政主体解决行政纠纷，我国应合理建构符合时代潮流和民主法治精神的行政诉讼调解制度。
参考文献：
[1] 罗豪才、湛中乐：《行政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00页；张树义：《中国行政诉讼法学》，时事出版社1990年版，第37页；林莉红：《行政诉讼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3页；于安、江必新、郑淑娜：《行政诉讼法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6页。
[2] 杨海坤、朱中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步履维艰的原因探悉》，载《行政法学研究》1999年第4期。
[3] 沈云锁、陈先奎：《马克思主义简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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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美] J.弗尔博格、李志：《美国ADR及其对中国调解制度的启示》，载《山东法学》1994年第4期。
[7] 李浩：《关于建立诉讼上和解制度的探讨》，载《清华法律评论》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11页
[8] 何海波：《行政诉讼撤诉考》，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
[9] 王振清：《行政诉讼前沿实务问题研究：问题、思考、探索》，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22页、第323页。
[10] 应松年：《行政法学新论》，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30页。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人民政府
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
陕西省人民政府
通知
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各地区行政公署，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省教育厅、财政厅《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已经省政府审核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依照执行。
（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陕西省教育厅、陕西省财政厅 2000年9月22日）
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推动“科教兴陕”战略的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有关条款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国家助学贷款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国办发〔1999〕58号）、《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
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办发〔2000〕6号）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关于助学贷款管理补充意见的通知》（国办发明电〔2000〕27号）精神，特制定《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办法》：
一、适用范围
（一）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是由有关银行开办、省财政贴息的助学贷款，适用于省属普通高等学校（以下简称“学校”）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和研究生（以下简称“学生”）。
（二）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以帮助学校中经济确实困难的学生支付在校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含学杂费和住宿费）为目的，是省政府运用金融手段支持教育、资助经济困难学生完成学业的重要举措。
（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均为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以下统称“贷款人”）。贷款人要按照国家要求，积极办理国家助学贷款。要在中国人民银行利率政策规定的范围内，适当给予优惠。
（四）贷款人对学生（以下称“借款人”）发放无担保（信用）助学贷款，对其直系亲属，法定监护人（以下称“借款人”）发放无担保（信用）助学贷款和担保助学贷款。
（五）陕西省国家助学贷款具体操作规程，由贷款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制定。贷款人要改进服务，加强对助学贷款发放和收回的管理，提高助学贷款的使用效益。
二、管理体制
（六）为保证国家助学贷款制度的顺利实行，由省教育厅、财政厅、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和各经办银行陕西省分行组成“省国家助学贷款协调小组”（以下简称“省协调小组”）。省教育厅设立“省教育贷款与教育工程项目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负责协调小组的日
常业务。
（七）省协调小组依据全国助学贷款部际协调小组确定的有关政策，领导本省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负责协调本省教育、财政、银行等部门及学校之间的关系；确定学校的年度国家助学贷款指导性计划。
省协调小组成员中，省教育厅主要负责调查、研究，并会同有关部门确定贯彻落实国家助学贷款的有关政策，制定学校的年度国家助学贷款指导性计划；省财政厅主要负责筹措、拨付学校国家助学贷款的贴息经费（按实际发生数额足额贴息），监督贴息经费使用情况；中国人民银行西
安分行主要负责指导国家助学贷款经办银行，监督贷款执行情况；各经办银行陕西省分行主要负责制定助学贷款操作规程，并督促、检查其分支机构具体实施。
（八）管理中心依据省协调小组确定的年度国家助学贷款指导性计划，接收、审核学校提交的贷款申请报告，核准各学校贷款申请额，并抄送贷款人；统一管理省财政拨付的贷款贴息经费，并将贴息经费专户存入银行；根据贷款人发放的国家助学贷款数量，按季度向贷款人划转贴息资
金；与贷款人签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协议；向贷款人提供有关信息材料；接受国内外助学捐款，扩大济困资金来源；办理省协调小组交办的其他有关事宜。
（九）各学校要指定专门机构（规模达万人以上的学校要成立国家助学贷款办公室），配备足额专职人员统一管理本校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负责对申请贷款的学生进行资格初审；按期向管理中心报送学校年度贷款申请报告；根据管理中心核准的贷款申请额度，将经初审的学生贷款申请
报送贷款人（每个学校只能选择一家银行）；与贷款人签订国家助学贷款管理协议；协助贷款人组织贷款的发放和回收；及时统计并向管理中心和贷款人提供学生的变动（包括学生就业、升学、转校、退学等）情况和国家助学贷款的实际发放情况；办理管理中心交办的其他事宜。
（十）教育、财政、银行等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本着对国家和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合作、积极主动地做好助学贷款工作，简化贷款手续，扩大贷款规模，为学生提供简便、快捷的服务。
三、贷款的申请和发放
（十一）省国家助学贷款实行借款人一次申请，贷款人一次授信，分期发放的管理方式。
（十二）贷款人负责确定国家助学贷款的具体发放金额，其中：用于学费的金额最高不超过借款人所在学校的学费收取标准；用于生活费的金额最低不低于学校所在地区的基本生活费标准与学杂费及住宿费收取标准之和。
（十三）年满18周岁家庭经济困难的在校学生在申请无担保（信用）方式的国家助学贷款时，学生所在学校必须提供贷款介绍人和见证人。
介绍人指学校负责国家助学贷款的部门（如学生处、国家助学金贷款办公室等）。其职责是：负责将借款人的贷款申请纳入学校年度贷款申请报告之中，送管理中心和有关贷款人统一报批；负责建立、更新和管理借款人的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等有关信用档案；负责银行与学校协议中约
定的其他有关事宜。
见证人是指与借款人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即借款人的同班同学或教师，其中二人见证即可），不必为借款人提供担保。其职责是：协助介绍人和贷款人了解借款人的有关情况。
（十四）在校学生申请无担保（信用）方式的国家助学贷款须具备以下条件：
1、提供入学通知书或学生证。
2、具有永久居留身份证。
3、学习认真、品德优良。
（十五）无担保（信用）助学贷款应依法签订贷款合同，合同中应明确借款人的身份证号码、有效联系方式。
（十六）贷款人在接到学校送达的学生申请贷款报告后，应在10个工作日内做出是否同意放贷的决定，并对同意放贷的随即编制放贷通知书，将已核准发放贷款的借款人名单及其所获贷款金额及时通知借款人所在学校。学校应将有关情况上报管理中心备案，并配合贷款人加强贷款管
理工作。
（十七）学费贷款以及生活费中的学杂费和住宿费贷款由贷款人按学年直接划入借款人所在学校指定的账户；日常生活费贷款由贷款人每月5日前按月划入借款人在贷款人储蓄所开立的活期储蓄账户。日常生活费贷款每年按10个月发放。
（十八）借款人如果中途要求停止贷款，可通过学校指定部门向贷款人申请中止贷款发放。遇特殊情况需追加贷款金额的，可另行申请办理追加贷款手续。
四、贷款期限、利率和贴息
（十九）贷款人根据借款人申请，具体确定每笔国家助学贷款的期限（一般不超过八年，具体视学制、借款人经济状况等情况而定；是否展期，由贷款人与借款人商定）。
（二十）国家助学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同期限贷款利率，不得上浮。
（二十一）按照国家有关政策，省财政对接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给予利息补贴。借款人所借贷款利息的50％由省财政贴息，其余50％由借款人负担。管理中心要向省财政厅提供年度贴息额度，省财政厅经审核后于每年一月、七月按规定向管理中心足额拨付贷款贴息经费。
（二十二）2000年高等学校管理体制调整中划转以地方管理为主的原国务院部门（单位）所属普通高等学校，2000年及以前入学学生的助学贷款贴息，仍由中央财政负责。
（二十三）鼓励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为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助学贷款贴息。
五、贷款回收
（二十四）借款人所借贷款本息原则上在毕业后四年内还清。还款方式灵活运用，可提前还贷，或利随本清、或分次偿还（按年按季或按月），具体方式由贷款人和借款人商定，并载入合同。
（二十五）在借款期间，借款人出国（境）留学或定居者，必须在出国（境）前一次还清贷款本息。否则，所在学校或所在工作单位有责任通知有关部门拒绝办理其出国（境）手续。
凡需转学的借款人，必须在其所在学校和贷款人与待转入学校和相应贷款人办妥该生贷款债务划转后，或者在该生还清贷款本息后，所在学校方可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休学、退学、被开除或死亡的借款人，其介绍人、见证人和所在学校有责任通知贷款人。贷款人有权按合同约定采取停止发放尚未使用的贷款，提前收回贷款本息等措施。
（二十六）借款人毕业后留在本埠工作的，应在约定的还款日期前，将贷款本金和利息存入原开设的活期储蓄账户内，贷款人在约定的还款日主动从账户中扣收。
借款人毕业后到异地工作的，可采取通过异地经办银行分支机构汇款到贷款人账户归还贷款；贷款人也可与借款人工作所在地经办银行分支机构进行协商，办理贷款转移手续。
（二十七）征得贷款人同意，国家助学贷款可以办理展期，但逾期部分省财政不再给予贴息。
（二十八）借款人提前偿还贷款本息的，其提前偿还部分按合同约定利率和实际使用时间计收利息；借款人不能按期偿还贷款本息的，贷款人即向其发出催款通知书，并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计收罚息。
（二十九）对未还清国家助学贷款的借款人，其就业单位有义务协助贷款人督促其偿还国家助学贷款本息；在其工作变动时，有义务提前告知贷款人。
（三十）要建立借款人个人信用登记制度。借款人按规定签写借款合同时，要承诺离开学校后向贷款人提供工作单位和通讯方式；承诺贷款逾期一年不还，又未提出展期，可由贷款人在其就学的学校或相关媒体公布姓名、身份证号码，予以查询。
（三十一）各贷款人发放国家助学贷款发生的呆坏账，分别由各贷款人总行核实后，按实际发生额在所得税前按规定核销。
2000年1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