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后期对孝文帝法制改革的推进
刘成江
孝文帝太和改革以后，北魏国势进入极盛时期。北魏君主自诩为正统，垂法四海，遗泽流光之雄心益强。宣武帝元恪遵循太和改革的理论框架，热衷于制礼作乐。在对太和律加以补充和修改的基础上，制定了北魏律定本——正始律，北魏法律的可操作性大大提高。同时，通过全面、深入地将封建礼教与法律相结合，基本上完成了北魏法制的儒家化进程。
一、北魏律定本——正始律
太和年间的改革为推行举国一致遵行的封建道德规范做出了法制保障。太和年间制定的律令法典以及移风易俗措施，使封建意识形态深入基层。由于孝文帝及其后继者宣武帝等北魏帝王笃好儒家经典，大批博闻名儒因经术文史获得重用。帝王的提倡，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汉末以来少有的机遇，北朝教育空前蓬勃发展。宣武帝时，“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士大夫子弟，数岁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语）》。”“髦士盈朝，济济之美”。洛阳朝廷的官僚结构与昔日粗野不文已大相径庭。
随着儒学研究的深入，现行律令不够完备，精密，适用时尚有“疑舛”的缺陷显现出来。于是，正始元年（公元504年）冬，宣武帝诏令制新律令，企图通过部分内容和文字的增删和调整，纠正北魏律的内部混乱，提高可操作性。
正始定律，由太师彭城王元勰领衔主持。他“与高阳王雍、八座、朝士有才学者五日一集，参论轨制应否之宜”。当时参与议律者大致分为三类人：第一类是宗室诸王，他们参与议律，提高了议律的规格和权威性。第二类是现任或曾任司法、监察职务，富于司法实务经验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化程度高，可以提高立法反映和预测社会需求的准确性，提高立法质量，突出了制律令强调理论与实践并重的特点。第三类是中央文职官员，这些人儒学功底雄厚，参与议律令便于糅和礼法。正始律由这么一批名儒文士、具有专业法律知识的律家、从政实践经验丰富的官僚，“斟酌新旧，更加思理”，共同议定制成，其在礼法结合的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迈前律，故有“永作通制”之言。
二、礼法结合思想的深化
1．尊长卑幼，夫权本位，北魏前期，朝廷重视举告犯罪，忽略亲属相隐。正始年间修律，明确加以矫正，有关亲属容隐的规定正式入律：“律，子孙告父母、祖父母者死。”窦瑗引经阐释其意，云“父母、祖父母，小者攘羊，甚者杀害之类，恩须相隐，律抑不言。法理如是，足见其直。”也就是说，尊长纵有过恶，恩当容隐，卑幼若告，是蔑弃亲权，无人子之心，必须重惩以死刑。
家庭内父亲的家长权、男尊女卑的法律地位得到明确肯定。北魏规定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还北。但若夫先葬在北，妇葬在南，“妇人从夫，宜还代（北）葬”。若妻坟在北，夫死于洛，则“不得以尊就卑”还北，违者犯法。这一规定针对游牧民族宗法观念，宗法秩序相对淡漠，强制予以矫正。
2．贯彻执行身份罪责制，礼为法本，意味着行法必须遵循礼来别尊卑、辨上下，对不同身份的犯罪者异其罪责。正始律非常明确地强调君主及皇族之特别人格、贵族官僚之特殊地位；对于亲属之间相犯，注意分辨相互身份，保证依身份定其罪责。
（1）免官和官当细则的完善，在运用刑罚上优待官僚，自汉代就有削爵、免官之类以官和爵抵罪的方式，但多为权宜做法，尚未成为定制。在北魏前期，对于官僚犯罪，也有“以官爵除刑”的官当法，但较少运用。孝文帝改革以后，优免官僚的案例显著增加。到北魏后期，犯罪官吏被追究刑事责任时，大多能藉罚赎、除名、削爵、免官、官当等途径逃避斧钺流徒实刑。皇族的地位特殊，法律规定，他们犯罪，按例削减刑罚等级：“律，罪例减，及先帝之缌麻。”北魏还明确规定官爵折抵刑罚的方法：“五等列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五，以阶当刑二岁；免官者，三载之后听仕，降先阶一等。”官当适用的主体是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的贵族，以及官阶在从第五品以上的官僚。他们犯罪，以官阶抵当二岁徒刑。免官者，三年后降先阶一等复叙。
以官爵折抵罪刑，有官爵完全当罪刑，也有免去所居官职，保留爵位，还有留官削爵。官职可以抵刑，爵位也可用于抵刑，但这两者也有不同，官阶代表职权大小，爵位指示政治地位、社会地位的高低和经济收益的丰寡；官仅及本人，爵可传后嗣；官多由功得，爵可因亲封；有官未必有爵，有爵大抵有官。若以爵抵刑已尽，尊贵地位永坠；而免官三年可降阶复叙。延昌二年（公元513年），经过群臣讨论，世宗批准了以爵邑抵罪除名后的起复细则，大致内容为有爵者犯罪除名，官职爵位尽失，三年之后，可以各降本爵一等起复。最低爵（散）乡男，爵位已无可降，依其官品起复。
从北魏对以官、爵抵当罪刑的等级划分来看，既有晋律梁律的影响，也有自己的创造。它给犯罪官吏留下了重新入仕的门径，使他们的政治前途不至于轻易地被彻底断送。但北魏末期，官当的适用主体大大扩展，不再限于官品从第五品以上者。无官品、无禄恤的“中正”和官廷禁卫等流外勋人皆可以职当刑。特权滥施结果造成刑法威力锐减，吏治江河日下。
（2）“八议”制度化，北魏后期，处理八议中人犯罪，要“依律上议”，由有司开具其犯罪事实及所坐罪名，应议之状，凑请集议。然后据旨召集一定范围内的官员评议犯罪人的罪与刑，议定奏裁。若所犯是常罪，通过评议即可获降减其刑的优待。故而请议不仅有提供从宽处罚机会的程序性的意义，也具有刑罚减等的实体性内容，说明“八议”已由过去的抽象的原则转变成为刚性的具体的制度。
贵族官僚具有特殊身份，其犯罪不经皇帝批准，不得逮捕。法司审问犯罪的官僚，不得遽用刑讯。皇族尊贵，身份高于常人，“皇族有谴，皆不持讯”是其时惯例。当属籍疏远的宗戚恃特权凌法令十分严重时，朝廷规定“诸在议请之外，可悉依常法”，缩小了享受特权免刑讯的范围。总之，在北魏后期，周礼规定的“八辟”已成为广泛适用的法律制度，特权阶级从告诉开始，就合法地实际享有异于常规司法程序的优待。
（3）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礼别上下贵贱、尊卑长幼、内外亲疏。家庭中，尊长对于卑幼有几近绝对的统治权、管教权。卑幼对尊长则须恭谨孝敬，惟命是从。因为亲属之间天性难夺，而又尊卑身份不同，按照儒家的伦理思想，亲属相犯，罪名和刑罚也应不同，追究刑事责任的原则该有差异。北魏后期对亲属相犯，拟罪之前，先查清相互之间的亲疏尊卑长幼关系，再依据服制详定刑罚等差，或加重，或减轻。凡是卑幼伤尊长，如杀祖父母、父母，处分重于常人相杀，所谓“害其亲者?”。 反之，尊长杀卑幼，刑事责任轻于常人。“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者四岁刑，若心有爱憎而故杀者，各加一等。”但如常人相杀，则处死刑。又如，常人之间，“掠人、掠卖人、和卖人为奴婢者，死。”但卖子只处一岁刑；卖五服内亲属如系尊长处死刑，如系周亲及妾与子妇者处流刑。由此可见，犯罪主体的特定伦常身份对于定罪量刑的重要影响。亲属相犯依伦常断处加强了礼在刑法中的比重，凸显了北魏法律规范的伦理色彩，将法律以伦常为归宿的发展趋向一展无遗。
3．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即在法律之外，引据公羊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之要义评决狱讼。在汉代，春秋决狱十分盛行。孝文帝太和改革掀起了复礼议礼的热潮，儒家经学披靡风行。居津要者喃喃于朝堂，议事议政动辄引据经义，且以经学修养自淑自炫自重。此风气歆动流俗，比附经义论罪名、定刑度的春秋决狱愈演愈烈。一系列儒家具体法律观点由经义抽绎出来后，被贯彻于司法实践，北魏法律向“应经合义”纵身发展。
北魏比较典型的春秋决狱案例：
雁门有人杀害其母，刑虬引据“春秋之义，君亲无将，将而必诛”，论证逞凶肆恶害母的罪行不可轻恕，主张对凶犯之子也应处以连作从死，才是忠孝之道，存三纲之义。刑虬又提出，如若引用春秋“父子罪不相及，恶止于其身”的用刑原则，对害母凶犯之子即使恕死，也应将其流放荒远之地，禁止匹配，使凶恶之类杜绝繁衍流传。最终此案依刑虬的建议凶犯之子获刑。
偏将军乙飞虎丧父，朝廷给假二十七月。虎并数闰月，诣公府请求复职。领军元珍斥责乙飞虎“麻衣在体，冒仕求荣，实为大尤，罪其焉舍！”主张引用《违制律》“居三年之丧而冒哀求仕，五岁刑”的规定惩之。三公郎中崔鸿抉隐究微，一一?综郑玄、王肃、杜预等博学硕儒计算丧期的方法，斤斤计较仔细推算后，断定乙飞虎是丧期恰满，不算冒哀求仕，但又责备他毕竟求职过于匆匆，“于戚之理，合在情责”。为惩罚其哀戚不切，判处鞭五十。
4．明法慎刑与“覆治之律”北魏后期，士大夫们充分阐述儒家罚必当辜、不枉不纵的刑罚观点，使法制向明法慎刑方面显著发展。与此同时，北魏政府采纳郎中辛雄的建议，规定了关于及时有效地纠正错判和处理上诉案件的“覆治之律”：“律文，狱已成及决竟，经所绾，而疑有奸欺，不直于法，及诉冤枉者，得摄讯覆治之。”也即是说，当具备以下两个条件之一，即应予以复审：其一是对于“已成之案”，即已发生法律效力或已经执行的判决，若发觉其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失当，或有枉法徇情，出入人罪之嫌的；二是判决完毕，被判刑之人及其亲属向有关部门申诉冤枉。覆治之律的出现，说明北魏法制在向礼法结合的实体化发展之时，也为提高刑罚效益，自觉地补救本身的缺陷，不断在技巧和细节上改造完善自己。
由孝文帝法制改革激起的儒学复兴和喧腾于朝野的议礼热潮，是正始以后经义全面占据法律领地的巨大驱动力。礼教观念几乎是前所未有地影响着法律，要求以法律权利的形式得到切实的确认。相应地，法律也越来越多地确认其存在，大量的礼教内容被提高到法律保护的地位。比较孝文帝改革前后违礼案件的多寡，处理案件的方式差别，再联系官当细则的完善，犯罪留存养亲等制度的建立，可看出，北魏后期法律活动的重心已从先前切实保护君权逐步扩展到保护官僚所代表的阶级特权，保护父权所代表的宗族秩序。刑罚观也由重报复重威慑向威慑教化并重转移。北朝法制正在向优化刑罚总体效益的方向前进。经由多次修律而总结汇成的正始律，作为北魏律之定本，集中了封建法律制度在北魏获得的适合其内在规律的发展成果。它的颁布，标志着北魏法制儒家化基本完成。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成江
杭州市船舶防涌潮防洪防台安全管理规定
浙江省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船舶防涌潮防洪防台安全管理规定
（1996年12月16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108号发布，根据2008年9月5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45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船舶防涌潮防洪防台安全管理规定〉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一次修改，根据2011年2月1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62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及处理办法〉等32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二次修改，根据2012年5月18日杭州市人民政府令第270号《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杭州市外商投资企业土地使用费征管暂行规定〉等23件市政府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第三次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船舶防涌潮、防洪、防台的安全管理，提高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障船舶、排筏、设施以及人身和财产的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及有关法
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杭州市行政区域（包括市辖县、市）通航水域内航行、停泊、作业的一切船舶、排筏、设施（以下简称船舶）的所有人和经营人，都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杭州市交通局是全市船舶防涌潮、防洪、防台（以下简称“三防”）安全管理的行政主管机关。
市、县（市）海事管理机构具体负责实施本规定。
县（市）交通局负责协调、监督当地海事管理机构对船舶“三防”的安全管理工作。
公安、林水、电力、气象等部门应按各自的职责范围，协助海事管理机构做好船舶“三防”安全管理工作。
第二章 防涌潮安全管理
第四条 钱塘江因受潮汐影响，在特殊地理位置和条件下，周期性地发生波峰破碎倒卷形成涌潮时，为船舶防涌潮期。
第五条 凡在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必须服从海事管理机构的监督管理，接受对其进行的防涌潮技能指导。
第六条 在钱塘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所有人和经营人，应当经常对其船舶进行安全检查，保持处于适航状态和良好技术状况，并定期对船员进行必要的防涌潮安全教育，保证船舶在防
涌潮期的适航性。
第七条 凡在钱塘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应当按照国家、省的有关规定配备相应高一等级锚系设备和卫星导航定位通讯系统，并应配备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船员。
有关船闸、作业区、装卸点也应当按照规定配置卫星导航定位通讯系统。
第八条 在防涌潮期内禁止载重20吨（不含20吨）以下的船舶驶入钱塘江水域。
在防涌潮期内，不熟悉钱塘江涌潮的外地船舶需要引航的，应当向依法批准设立的引航机构申请引航。
第九条 防涌潮期间，海事管理机构应视涌潮情况发布涌潮警报，并将涌潮经过的高度、时间在涌潮警报中发布；信号台悬挂有关禁止航行信号标志。
第十条 海事管理机构发布涌潮警报后，航行船舶（不含海船，下同）不得驶入钱江一桥下游水域。在钱塘江水域航行、停泊、作业的船舶，应按规定进入避涌潮锚地或指定的锚地锚泊避涌
潮，船员必须着救生衣。
第十一条 涌潮警发布后，钱塘江水域各渡船、客船必须按规定停止营运，并驶入锚地锚泊避涌潮；有关船闸应停止将船舶放入钱塘江水域；装卸作业区、装卸点必须停止作业；严禁船队拖
带过涌潮。
第十二条 涌潮过后，海事管理机构应及时解除涌潮警报，恢复船舶通航。信号台应悬挂准许航行信号。
第三章 防洪水安全管理
第十三条 钱塘江水域达到洪水警戒水位或富春江水库大坝出库总流量大于或等于每秒4000立方米时，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即进入船舶防洪期。
内河达到洪水警戒水位时，内河即进入船舶防洪期。
新安江、富春江、青山水库达到洪水警戒水位时，即进入船舶防洪期。
第十四条 船舶防洪期间，海事管理机构应视洪水及流速情况，发布航行防洪信息、限航、禁航通告和确定停航时期。
第十五条 船舶防洪限航期间，除抢险、救灾等急需物资运输船舶外，其他船舶应当停航。
第十六条 抢险、救灾运输船舶在防洪限航期航行，必须保持安全航速，船舶逆流航行时，航速不得小于2.5公里/小时；船队通过桥孔时应当系正短缆，并加固拖缆，必要时可实施分批拖带
或拖曳等措施。船长、被拖船长应亲自操舵，确保船舶安全航行。
第十七条 防洪期间海船进出钱塘江水域应当向当地海事管理机构报告，并应制订切实可行的安全措施后，方可航行。
第十八条 新安江水库大坝泄洪时，水库内的船舶不得进入距大坝五公里水域，白沙大桥上游水域的船舶必须到白沙大桥下游安全水域避洪。
富春江水库大坝泄洪时，水库内的船舶不得进入距大坝一公里水域，大坝下游的船舶必须到安全水域避洪。
第十九条 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内河流域影响船舶安全航行或者富春江水库大坝出库总流量大于每秒6000立方米时，海事管理机构应视航段流速发布禁航通告。禁航期间船舶禁止航行（
海船除外，但不得进入钱江二桥以上水域）。
解除禁航由海事管理机构发布恢复船舶通航通告。
第四章 防台风安全管理
第二十条 在气象部门发布浙江沿海热带风暴、强热带风暴、台风警报（以下简称台风）或台风预警信号时，本市通航水域即进入防台期，由市海事管理机构发布船舶防台信息和防台警报，
确定停止船舶签证、渡运、进出水域时期。在港船舶应做好防台安全工作，留有足够的人员值班。
第二十一条 在气象部门发布当地台风紧急警报后，海事管理机构应视台风移动情况发布以下清港指令：
（一）禁止船舶在钱塘江、富春江、浦阳江、新安江水域航行，指定船舶驶往避风锚地锚泊；
（二）对在运河、水库、内河航行的船舶令其就近锚泊，并按规定加固船舶缆绳；
（三）船闸停止向钱塘江放行船舶。
第二十二条 海事管理机构可视台风情况决定，解除航行防台警报和恢复船舶通航。
第五章 罚则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以1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不按规定配备相应锚系设备或卫星导航定位通讯系统的；
（二）船员不按规定着救生衣的。
第二十四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予以警告、责令改正，并可处以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
（一）船闸不按规定擅将船舶放入钱塘江的；
（二）涌潮警报期间作业区、装卸点不按规定继续作业的；
（三）船舶在涌潮中冒险航行的；
（四）客船、渡船在涌潮警报期间不按规定继续载客（车）过潮的；
（五）发布清港指令后船舶不离港的；
（六）涌潮警报期间船队拖带过潮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