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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领取了结婚证而未同居的离婚案件问题的批复

1958年3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57）婚字第1056号“在离婚案件中关于领取了结婚证而未进行同居的几个问题的处理意见”我们看到了。该文所提处理意见原则上同意，但第二个案例为革命军人婚姻问题，依照婚姻法第十九条的精神，该案在处理离婚时，还应注意尊重军人意见，征得军人的同意。

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领取了结婚证而未同居的离婚案件的处理意见
我们最近发现有四件（包括未终结案二件）领取了结婚证而未同居的离婚案件，其提出离婚的一方都是女的，这个新的问题，虽不太多，但也不是个别现象。现提出处理这类问题的初步意见，供审判工作中参考。
从四个案件中看，其提出离婚的原因大致有下列几种：
一、感情基础不好，领取结婚证后，相互了解不够，领结婚证书时，还不是出于完全的自愿，由于其他原因的影响和一方或双方存在着敷衍草率的心理，因而在领取结婚证后即借词不与同居。如×××要求与×××离婚案，双方在订婚时，彼此个性互不了解，由于女方好动，社交较广，而男方好静，思想狭隘，因而在订婚后即间常吵架相打，并已影响感情不能融洽，由于女方认为在读书时用去了男方一些金钱，且当前表面矛盾较为缓和，加之在别人的动员下，勉强与男方登记结婚，取得结婚证后，即借词不与同居。
二、把结婚作为骗钱手段，因而领取结婚证后不与同居。湖南医学院×××，女（学生），过去曾与伪军官及土匪搞过两性关系，解放后她与现役军官×××谈爱，在领取结婚证前，以答应与男方结婚而要钱，领取结婚证后，借词不同居，而又以妻子地位要钱，先后共骗取了男方800多元，但始终不与同居，当在学校快要毕业时即提出离婚。
三、对登记结婚的意义认识不清，把它理解为婚约关系，因而领取结婚证后不同居，以后要求解除关系。
如×××与×××小时由父母包办订婚，1954年又由父母包办要其结婚，男方不愿意，女方父亲说：“不结婚可以，先把结婚证扯了”。结果，双方去当地政府领取了结婚证，领取后，相处一般，但未同居，1956年女方即以感情不好，要求“解除关系”。
上述3种情况，我们认为，双方既已领取了结婚证，说明在法律上已承认了他们的夫妻关系，因此当任何一方提出离婚申请时，应当作婚姻案件处理。在处理时，一般的首先要进行调解工作，并尽可能的通过社会关系及组织力量进行。但在处理时，应根据具体情况，分别对待。如第一案例，双方虽然感情基础不太好，仅个性不相投，但不是完全没有感情。所以，类似这样案件，可首先做调解和好的工作；调解无效时，可以判离。从第二案例看，双方没有任何感情，而是女方利用“夫妻形式”作为骗钱的手段，使之和好是没有客观基础的，因此，这类案件一般的可予判离，但在判离的同时，对于其利用婚姻关系骗取的钱财，原则上应根据具体情况酌情追回，对查实确属屡教不改、情节特殊恶劣的应依法制裁，并对对方以适当的教育。至于第三案例，双方虽然同去领了结婚证，但对登记结婚的意义认识不清，又是基于父母的包办，双方并表示不愿结婚，说明他们的登记结婚不是自愿，而仅仅是一种“法律形式”的结婚，毫无实际结婚的意义可言，因此，这种婚姻关系一般的可予调离或判离，并给其父母以批评教育。
以上所提的几个意见，是否妥当ⅶ请上级指示，并希本省各级法院根据审判工作中的经验提供修改意见。
1957年12月28日


民事主体是民事领域中的主体。从现象看，民事主体表现为享有民事权利，是民事权利的载体。从本质看，民事主体表现为具有民事意志，是民事意志的载体。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国家三种形式。其中，关于法人和法人的本质问题，学术界分歧较大。
传统的说法一直认为，关于法人的本质，法学史上曾有三种观点：“否认说”、“拟制说”和“实在说”，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有耶林、萨维尼和祁克。国内学术界一般否定“否认说”和“拟制说”，同意法人实有，但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实在说”的一些具体说法。
然而，细读三家论述，可以发现，它们的分歧所在只是法人人格的有无，其实就是法人的有无。三种观点中没有一种探讨了法人的本质，甚至可以说没有一种真正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它们的争论不是关于法人本质的争论。
根据形式逻辑，定义应采用“被定义概念＝属＋种差”的公式，揭示事物的本质属性。如：“人是能制造工具的动物”，其中“动物”是属概念，“能制造工具”是“种差”，也就是人的本质属性。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的本质是有区别的。上述“人”的定义所揭示的是人的本质属性之一??能制造工具，不是人的本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因此，即使是对法人的正确的定义，也只能揭示法人的本质属性，不能抽象出法人的本质。换句话说，也只回答了“法人是什么”，即法人应归入哪一类事物（属概念），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种概念）有什么区别；而没有回答“法人的本质是什么”，即法人的本质应归入哪一类事物，与这一类事物中的其他事物有什么区别。
如果把探讨法人的有无作为对法人的认识的第一阶段，那么，探讨法人的定义可称为第二阶段，而探讨法人的本质应该算第三阶段。法学史上耶林、萨维尼、祁克等人的争论属于第一阶段。从《新中国民法学研究综述》所介绍的情况来看，我国学术界对法人的认识，似乎处于第二阶段。
有学者指出：“对法人本质的看法，在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民事权利、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问题；在刑法上涉及到法人的犯罪能力问题；在宪法和行政法上涉及到行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独立人格问题，等等。所以，讨论法人的本质在法律上是不无意义的。”这些看法是有道理的，但讨论法人的本质似乎还有值得指出的其他意义：1、法人是人格的载体，是主体的一种。探讨法人的本质，有助于弄清人格和主体的本质。前文把对法人的有无和定义的探讨当作对法人本质的探讨的现象，实际上也是对人格和主体的本质的某种认识程度的反映。2、弄清了法人的本质，可以加深对我国目前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的认识。
在笔者见到的有关论著中，只有《民法新论》一书真正表述了关于法人本质的观点：“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乃是它们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即法人的本质所在。”
如果没有误解，作者的观点是：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法人的本质则是社会组织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实际作用。
后一句认为法人的本质是“作用”，似难成立。人们要问：这一“作用”的内因是什么？“作用”的内因不比“作用”本身更“本质”一些吗？
前一句认为法人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可与同书第204页的观点相印证：“法人是一种社会组织。法人是社会组织在法律上的地位。”显然，这里的“法律上的地位”，应该指前文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这样就产生了问题：法人究竟是什么？是组织，还是地位或者说资格？
认为法人是一种资格，这一观点颇有影响。“‘七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法人制度论》（江平主编，赵旭东副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版）第一页开门见山：“法人的本质特征有二：一是它的团体性，二是它的独立人格性。……这两个特征汇合在一起，就可以用最精炼、最概括的语言给法人下一定义：法人者，团体人格也。”
作者承认人格是法人的本质特征，但又认为法人是一种人格，这就自相矛盾了，因为事物的本质特征和事物本身是两回事，事物不能被定义为事物的某一本质特征。
法律上的人格只是法律上的人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本质特征，不是法律上的人本身。法律上的人是人格的载体。我们只能说某人有人格，不能说某人是人格。同样，我们也只能说某公司有人格，不能说某公司是人格。
法人是法律上的拟制主体，是相对于真实主体，即自然人??有生命的法律主体而言的。法律主体的存在根据是法律上的人格。人格的本质是意志的存在资格。法律人格的存在根据是法律允许存在的意志。自然人的意志是真实的意志。拟制主体的意志是拟制的意志。对于社会来说，允许生命人的某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生命人是人，必须确认其主体资格即人格；允许某拟制意志存在，就意味着承认该拟制意志的载体是法律主体，必须确认其法人资格。主体是客体的支配者，即可在客体上实现自己的意志者。因此，主体的本质是自由者。哲学主体的本质是实践意义上的自由者。法律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自由者。生命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但作为法学主体的生命人即自然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实的自由者。拟制主体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的拟制的自由者。拟制主体包括国家和法人。国家是拟制的公法主体。法人是拟制的私法主体。国家作为主体，其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公自由者。法人的本质是法律意义上拟制的私自由者。
在法学史上，法人“实在说”的主要代表，德国著名法学家祁克认为，法律主体是与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思想是很深刻的。但祁克没有阐明两者如何联系在一起，结果招致了学者的批判。《民法新论》认为：祁克“这一学说的前提是把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联系在一起，然而，意思能力只是行为能力的基础而不是权利能力的基础，因此意思能力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关系。奴隶社会的奴隶有意思能力，但不能成为法律主体，而在当代民法上，无意思能力的人（无行为能力人）却享有权利能力，具有主体资格。”
《民法新论》所言都是事实，但只是表面现象。意思能力就是意识，是人的标志。意识必然产生意志。从法理上说，承认某事物有意思能力，就意味着承认该事物是人，必须享有人的资格即主体资格。奴隶有意思能力，但没有主体资格，这是由于奴隶的意思能力不为社会所承认。就不享有主体资格而言，奴隶和牛马处于同等地位。但在古代罗马，奴隶可参加主人的宗教活动，可以被解放为自由人，可以被主人立为继承人继承其人格，死后其尸体和坟墓受到保护。原因就在于奴隶是人，实际上有意思能力。这些待遇虽然不是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但毕竟使奴隶和牛马的地位有所区别。历史废除了奴隶制度，赋予奴隶以主体资格，没有赋予牛马以主体资格。原因就在于奴隶的意思能力得到了社会的承认，而牛马没有意思能力。因此，奴隶没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其实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在法理上，欠缺行为能力人以监护人的意志为自己的意志。没有监护人的意志，欠缺行为能力人的主体资格不是现实的主体资格。因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享有主体资格的事实，同样不是否定而是肯定了主体资格和意思能力联系在一起。
祁克还提出：共同意思的结合便成为团体的意思。团体具有独立的意思，对外表现为主体，具有“单一性”；对内为多数人的结合，权利义务仍归各成员，具有“多样性”。
祁克这些论述，可以说已经走到了揭示“法人本质”的门槛，但终究没有跨过去。是否诞生一个法人，关键不在于是否有共同意志或团体意志，也不在于是否有独立意志??意志总是独立的??关键在于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是否转化为单一意志。如果团体成员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团体各成员的意志各以成员各自的人身为载体。这一团体是主体的集合，本身不是主体。如果转化为单一意志，那么，这一意志就享有法律上的存在资格，成为法律上的拟制意志，其载体就成为法律上的拟制主体的人身。不区分团体的共同意志和单一意志，实际上没有涉及法人的本质。
所以，从法理上说，有限公司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是法人；合伙、无限公司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两合公司由无限责任股东和有限责任股东组成，不同责任股东的共同意志没有转化为单一意志，不享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不是法人。
顺便指出，论述人格、法人的文章、著作，经常有“独立意志”、“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独立法人”等提法。其实，意志本来就是独立的，不独立不成其为意志。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因此，“独立意志”、“独立法人”用语重复。所谓有“独立意志”，应表述为有意志或有自己的意志；所谓是“独立法人”，应表述为是法人。人格是一种资格。资格只有有和无，完全和不完全的区别，没有独立和不独立的区别。“独立人格”、“人格独立”的提法也有语病。所谓有“独立人格”，应表述为有人格；所谓“人格独立”，可表述为有人格，或“身份独立”。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法人的意志是拟制的，这一意志的载体也是拟制的。《民法新论》认为：“‘拟制说’深受罗马法所贯彻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影响，奉行‘权利和义务之主体，仅以自然人为限’，认为只有自然人才是权利主体，而法人不过是法律的拟制，这种规定不仅不适合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且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自然人享有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样是法律赋予的，为什么法律赋予自然人的主体地位不能称为‘拟制’，而法律赋予法人的主体地位就要称为‘拟制’呢？”这里的推理过程有些勉强。所谓“拟制”，就是仿制。很明显，视自然人为人，从而确认其人的资格，是承认事实，尊重事实，不存在什么“拟制”问题；而将共同意志视为单一意志，将其载体视为人身，那就只能是“拟制”了。两者不可并论。
现在可以讨论所谓的“政企分开”问题了。“政企分开”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还是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既然法人的核心是拟制意志，如果法律确认国有企业享有法人资格，其核心就只能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而企业的法人代表又由国家任命，应该是国家意志的代表，企业形式上是企业法人代表的意志的载体，实质上则应该是国家意志的载体。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政府管理，那就意味着企业法人的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类似司法与行政的关系。否则，如果企业法人代表是政府的聘员或下属，或者，虽非聘员或下属，但必须由政府任免，那么，企业法人意志与政府意志必然是从属关系，所谓“政企分开”只能是一句空话。如果“政企分开”指国有企业不受国家管理，那就十分荒谬了。因此，即使国有企业意志与政府意志资格平等，国有企业仍只能由国家管理，换句话说，国家不通过政府，也会通过其他途径管理国有企业。如果国家通过政府没有管理好国有企业，至少现在还没有根据认为，国家通过其他途径就能管理好国有企业。由于国家既是全社会经济活动管理者，又是民事活动中国有企业一方投资者，具有双重身份，问题的关键就不在于从政府外寻找一条国家管理国有企业的途径，而在于国家能否处理好两种身份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