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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16 13:41:40  浏览:9688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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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的通知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发布《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的通知

证监机构字【2003】259号




各证券公司:

为推动证券公司规范运作,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会制定了《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现予发布,请遵照执行。

二OO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证券公司治理准则(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推动证券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规范运作,保障证券公司股东、客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公司资产的独立和完整,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证券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对客户负有诚信义务,不得侵犯客户的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之间的职责划分。


第四条 证券公司及其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等方面的监管规定。


第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


第六条 本准则适用于中国境内设立的证券公司。

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对上市证券公司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章 股东和股东会


第一节 股东


第七条 证券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应当具备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

证券公司股东转让所持证券公司股权的,应当确认受让方及其实际控制人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资格条件。

证券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不具备资格条件时,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以中国证监会的核准文件或在中国证监会备案的文件为依据对股东进行登记、修改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手续。

证券公司应当确保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文件所记载的内容与股东的实际情况一致。


第九条 证券公司股东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履行出资义务。证券公司不得直接或间接为股东出资提供融资或担保。

证券公司股东存在虚假出资、出资不实、抽逃出资或变相抽逃出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的,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在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要求有关股东在一个月内纠正。


第十条 证券公司股东在出现下列情况时,应当及时通知证券公司:

(一)所持证券公司股权被采取诉讼保全措施或被强制执行;

(二)质押所持有的证券公司股权;

(三)决定转让所持有的证券公司股权;

(四)委托他人行使证券公司的股东权利或与他人就行使证券公司的股东权利达成协议;

(五)变更名称;

(六)发生合并、分立;

(七)解散、破产、关闭、被接管;

(八)其他可能导致所持证券公司股权发生转移的情况。

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当自知悉上述情况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和股东沟通的有效渠道,确保股东享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知情权。

证券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董事会应当立即书面通知全体股东,并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一)公司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公司财务状况持续恶化,不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标准;

(三)公司发生重大亏损;

(四)拟更换董事长、监事长或总经理;

(五)发生突发事件,对公司和客户利益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六)其他可能影响公司持续经营的事项。


第二节 股东会


第十二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股东会的职权范围。

证券公司股东会授权董事会行使股东会部分职权的,应当在公司章程中做出规定或经股东会决议批准。授权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第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自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召开股东会年度会议。因特殊情况需要延期召开的,应当及时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并说明延期召开的理由。


第十四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规定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和表决程序。

董事会应当依照公司章程制定内容完备的股东会议事规则,由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第十五条 董事会、监事会、单独或合并持有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可以向股东会提出议案。

单独或合并持有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可以向股东会提名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候选人。


第十六条 证券公司任一股东推选的董事占董事会成员二分之一以上时,其推选的监事不得超过监事会成员的二分之一。


第十七条 鼓励证券公司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的选举中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证券公司股东单独或与关联方合并持有公司50%以上股权的,董事(包括独立董事)、监事的选举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度。

采用累积投票制度的证券公司应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该制度的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规定,董事会、董事长不履行职责致使股东会会议无法召集的,持有一定比例股权的股东和监事会可以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召集临时股东会会议,并应将有关情况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十九条 证券公司股东会应当进行会议记录。会议记录应真实、完整,会议记录自做出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

证券公司应当将股东会的决议及相关文件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二十条 证券公司股东会在董事、监事任期届满前免除其职务的,应当说明理由;被免职的董事、监事有权向股东会、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陈述意见。


第三节 证券公司与股东之间关系的特别规定


第二十一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其控股地位损害证券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和公司客户的合法权益。


第二十二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得超越股东会、董事会任免证券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得超越股东会、董事会干预证券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


第二十三条 证券公司与其控股股东应在业务、人员、机构、资产、财务、办公场所等方面严格分开,各自独立经营、独立核算、独立承担责任和风险。


第二十四条 证券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与其所控股的证券公司发生业务竞争。

证券公司控股其他证券公司的,不得损害所控股的证券公司的利益。


第二十五条 证券公司的股东及其关联方与证券公司的关联交易不得损害证券公司及其客户的合法权益。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对重大关联交易及其披露和表决程序进行规定。

证券公司应当在重大关联交易发生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有关情况。


第二十六条 证券公司与其股东(或股东的关联方,下同)之间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向股东做出最低收益、分红承诺;

(二)持有股东的股权,但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三)向股东直接或间接提供融资或担保;

(四)股东占用公司资产或客户存放在公司的资产;

(五)证券公司通过购买股东大量持有的证券等方式向股东输送不当利益;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第三章 董事和董事会


第一节 董事


第二十七条 证券公司董事应当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素质。


第二十八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明确规定董事的任职条件、任免程序、权利义务、任期等内容。


第二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措施切实保障董事的知情权,为董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条件。

外部董事(包括独立董事)应确保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


第二节 董事会


第三十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确定董事人数。

内部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人数的二分之一。

鼓励证券公司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担任董事。


第三十一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就董事长不能履行职责或缺位时董事长职责的行使做出明确规定。


第三十二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明确规定董事会职责。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的,授权内容应当明确具体。

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不得授权董事长决定,公司章程应当对涉及公司重大利益的事项进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 董事会应当制定规范的董事会召集程序、议事表决规则,经股东会表决通过,并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三十四条 董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董事会会议记录应真实、完整,并应自做出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出席会议的董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第三十五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董事长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公司章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职权,不得越权干预经理层的经营管理活动。

董事会在审议有关关联交易时,关联方委派的董事在表决时应予以回避。


第三十六条 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或公司章程的,股东或监事会有权要求公司立即停止执行相关决议。


第三十七条 董事会应当就风险管理、审计等事项设立专门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应当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

各专门委员会可以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提供服务,由此发生的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专门委员会应当向董事会提交工作报告。


第三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设董事会秘书或专门机构,负责股东会、董事会、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的筹备、会议记录和会议文件的保管、信息披露及其他日常事务,并负责将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报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等事宜。


第三节 独立董事


第三十九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中国证监会的规定设置独立董事。

独立董事应掌握证券市场的基本知识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诚实信用,具有五年以上相关工作经验。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一)在证券公司或其关联方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

(二)在持有或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股东单位或在证券公司前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

(三)持有或控制证券公司5%以上股权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

(四)为证券公司及其关联方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务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

(五)最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四项所列举情形的人员;

(六)在其他证券公司担任董事的;

(七)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八)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人员。

独立董事在任职期间出现上述情况的,证券公司应当及时解聘,并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第四十条 独立董事与公司其他董事任期相同,但是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证券公司应将独立董事的有关材料向中国证监会、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四十一条 独立董事在任期内辞职或被免职的,独立董事本人和证券公司应当分别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和股东会提供书面说明。


第四十二条 独立董事除具有《公司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赋予董事的职权外,还具有以下职权:

(一)向董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董事会拒绝召开的,可以向监事会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二)提议召开董事会;

(三)基于履行职责的需要聘请审计机构或咨询机构;

(四)对公司董事、经理层人员的薪酬计划、激励计划等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五)对重大关联交易发表独立意见,必要时向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告。

证券公司董事会就关联交易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事宜设立专门委员会的,应当由独立董事作为召集人。

独立董事应在股东会年度会议上提交工作报告。

独立董事未履行应尽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四章 监事和监事会


第四十三条 证券公司监事应当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素质。

证券公司董事、经理层人员及其直系亲属和主要社会关系不得担任本公司监事。

鼓励证券公司聘请外部专业人士担任监事。


第四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措施切实保障监事的知情权,为监事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四十五条 证券公司应当设监事会。监事会对公司财务以及公司董事、经理层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并向股东会负责。

监事会应当制定规范的监事会议事规则,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并报公司注册地及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


第四十六条 证券公司监事会应当设监事长。监事长是监事会的召集人。监事人数为七人以上的,应当设副监事长。副监事长协助监事长开展工作。监事长或副监事长应当为专职人员。

监事会可下设专门机构,负责监事会会议的筹备、会议记录和会议文件的保管,并为监事履行职责提供服务。


第四十七条 监事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监事会会议记录应当真实、完整,并应自做出之日起至少保存十五年。出席会议的监事和记录人应当在会议记录上签字。


第四十八条 证券公司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检查公司财务;

(二)监督董事会、经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

(三)对董事、经理层人员的行为进行质询;

(四)要求董事、经理层人员纠正其损害公司和客户利益的行为;

(五)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

(六)组织对高级管理人员进行离任审计;

(七)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九条 监事有权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并承担相应的保密义务。

公司应将其内部稽核报告、合规检查报告、月度或季度财务会计报告、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其他重大事项及时报监事会。

监事会应当就公司的财务情况、合规情况向股东会年度会议做出专项说明。


第五十条 监事会可要求公司董事、经理层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出席监事会会议,回答监事会所关注的问题。

监事会可根据需要对公司财务情况、合规情况进行专项检查,必要时可聘请外部专业人士协助,其合理费用由公司承担。

监事会对公司董事、经理层人员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进行检查时,可以向董事、经理层人员及涉及的公司其他人员了解情况,董事、经理层人员及涉及的公司其他人员应当配合。


第五十一条 对董事、经理层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损害公司、股东或客户利益的行为,监事会应要求董事或经理层人员限期纠正;如损害严重或董事、经理层人员未在限期内纠正的,监事会应提议召开股东会,并向股东会提出专项提案。

对证券公司董事会、经理层的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监事会应当直接向中国证监会或其派出机构报告。

监事明知或应知董事、经理层人员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未履行应尽职责的,应承担相应责任。


第五章 经理层人员


第五十二条 本准则所称经理层人员,是指除董事长、副董事长、监事长、副监事长之外的其他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经理层人员应当取得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证券公司不得授权未取得任职资格的人员行使管理层人员的职权。


第五十三条 证券公司章程应当明确经理层人员的构成、职责范围。


第五十四条 证券公司应当采取公开、透明的方式,聘任专业人士为经理层人员。


第五十五条 经理层人员应当为专职人员,但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五十六条 经理层人员不得经营与所任职公司相竞争的业务,也不得直接或间接投资于与所任职公司竞争的企业。

除公司章程规定或股东会同意外,经理层人员不得同所任职公司进行关联交易。


第五十七条 证券公司应当设总经理,总经理依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行使职权,并向董事会负责。

证券公司通过管理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等形式行使总经理职权的,其组成人员应当取得证券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


第五十八条 证券公司应当制定总经理工作细则,报董事会批准后实施。

总经理工作细则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总经理会议召开的条件、程序和参加人员;


总经理、副总经理及其他经理层人员的职责及其分工;


公司资产运用、签订合同的权限;


向董事会、监事会的报告制度;


董事会认为必要的其他事项。


第五十九条 总经理应当根据董事会或监事会的要求,向董事会或监事会报告公司重大合同的签订、执行情况,资金运用情况和盈亏情况。总经理必须保证该报告的真实性。

未担任董事职务的总经理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


第六十条 证券公司经理层应当建立责任明确、程序清晰的组织结构,组织实施各类风险的识别与评估,并建立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和内部控制机制,及时处理或纠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或问题。

经理层人员应当对内部控制不力、不及时处理或纠正内部控制中存在的缺陷或问题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六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按照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由专门的经理层人员负责监督检查部门的工作,并不得兼管其他业务部门。

经理层人员应当支持监督检查部门的工作。


 

第六章 激励与约束机制


第六十二条 证券公司应当建立有效的经理层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


第六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与经理层人员签订聘任协议,对经理层人员的任期、绩效考核、薪酬待遇、解聘事由、双方的权利义务及违约责任进行约定。


第六十四条 证券公司经理层人员的薪酬分配方案应获得董事会的批准。董事会应当向股东会就经理层人员履行职责的情况、绩效评价情况、薪酬情况做出专项说明。


第六十五条 证券公司经理层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损害公司或客户合法权益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应当追究其责任。

证券公司不得代董事、监事或经理层人员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罚款或赔偿金。


第六十六条 证券公司经理层人员、董事、监事或员工持有或控制本公司股权,应当事先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批准,并向公司股东会报告。


第七章 证券公司与客户关系基本原则


第六十七条 证券公司对客户负有诚信义务,不得侵犯客户的财产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知情权及其他合法权益。


第六十八条 证券公司不得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不得挪用客户委托管理的资产,不得挪用客户托管在公司的证券。


第六十九条 证券公司对客户的资料负有保密义务。

对客户的资料,证券公司有权拒绝任何单位或个人的查询,但法律、行政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七十条 证券公司在经营活动中应当履行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保障客户在充分知情的基础上做出决定。

证券公司向客户提供产品或服务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对有关产品或服务的内容及风险予以充分披露,不得有虚假陈述、误导及其他欺诈客户的行为。


第七十一条 证券公司应当设专职部门或岗位负责与客户进行沟通,处理客户的投诉等事宜。


第七十二条 鼓励证券公司向社会公众披露本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及其他信息,并保证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第八章 附则


第七十三条 证券公司应当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准则的要求,修改、完善公司章程及相关制度。


第七十四条 证券公司董事会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本准则的规定向股东会、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报告公司治理情况。

中国证监会以证券公司的治理状况作为其市场准入的基本条件和日常监管的评价依据。


第七十五条 中国证监会可以授权证券业自律组织或中介机构对证券公司治理状况进行评价,并以适当方式公布评价结果。


第七十六条 释义:

(一)股权,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出资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二)关联方、关联交易,是指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关联方关系及其交易的披露》中所指的关联方和关联交易。

(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能够在法律上或事实上支配证券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利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个人。

(四)控股股东,是指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股东:

1、持有和控制证券公司股权,成为最大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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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民法通则司法解释规定的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产生于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须经公示才能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合伙共有财产性质上不属于共同共有,故其分割后不应适用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在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发生竞合时,应根据两者有无对抗效力以及各自的立法目的,来决定何者应优先实现。现行法规定的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既缺乏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又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应当予以废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一个或者数个原共有人出卖自己分得的财产时,如果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其他原共有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应当予以支持。”这种原共同共有人对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分得的财产享有的优先购买权,明显不同于我国《民法通则》第78条第3款和《物权法》第101条规定的按份共有人对其他按份共有人的共有份额享有的优先购买权(以下称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笔者称之为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从立法史来看,无论是1954年至1957年的第一次民法起草工作,还是1979年至1982年的第三次民法起草工作,都仅仅在民法典所有权篇(编)的“共有”部分规定了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而无关于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条文。在1962年至1964年进行的第二次民法起草工作中,连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都没有规定。《民法通则》及其之前的法律、法规,亦未规定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实际上,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系《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所独创,在其他大陆法系民法中难觅踪影。不知是因为该制度未被域外立法所承认,还是因其在我国实践中较少适用,到目前为止,学界尚无专文探讨此一制度。虽然《物权法》没有规定该制度,未来的民法典也很可能不采纳该制度,但在《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被废止之前,仍有必要探讨该制度的法律特征、制度构成、权利行使规则等基本问题。只有在了解其基本原理之后,才能正确地讨论其存废问题。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涉及的一些特殊问题以及该制度的存废,分别从解释论和立法论的角度作一探析。
一、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特征
《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的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除具有实现上的不确定性、手段性、附从性等优先购买权的一般特征外,[1]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相比,[2]还表现出其他一些法律特征。
第一,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产生于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后,与共同共有关系密切相关。有学者称其为“共同共有中的优先购买权”[3]或“共同共有人的优先受让权”,[4]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该权利并非产生于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也不归共同共有人享有,而是在共同共有关系消灭后才有可能出现。此所谓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是指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实物分割,而非指对各共同共有人的财产份额进行抽象分割,[5]也不包括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变价分割或者采取作价补偿分割的方式将共有财产转归一人所有的情形。[6]在按份共有财产分割后,原按份共有人就其他共有人分得的财产,虽可通过约定而取得优先购买权,但并不存在法定的优先购买权。
有学者认为:“在分割共有财产时,某一或某几个共有人要求继续占有和使用其分得的共有财产的某一部分,而另一个或另一些共有人则希望将其分得的共有财产的份额予以出售。在此情况下,其他共有人应当享有优先购买权。”“在分割共有财产的时候,由原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可以减少交易费用。”[7]这种观点似乎认为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发生于分割共同共有财产之时,且未将其发生限定于“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的情形,明显不符合《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规定,难谓妥当。
第二,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旨在恢复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因家庭生活等共同关系而形成的特别结合关系,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物的利用效率。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的目的,“是为了更有利于物的共同管理、使用、维修以及避免损害共有物和各种纠纷而做出的”。[8]不过,应看到的是,通过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让原本“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的财产重新结合在一起,虽可能提高物的利用效率,但未必有助于减少纠纷,实践中反倒会因该权利的行使而引发新的纠纷。况且,如果仅从效率的角度看待此一规定,则显然无法解释如下疑问:为何在按份共有财产分割后,原按份共有人“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时,立法者却不赋予其他原按份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呢?
有学者指出,共同共有人之间存在着人的结合关系,而按份共有人之间则不存在这种关系。[9]笔者认为,共同共有与按份共有之间的这种差别,有助于解释《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立法目的。在笔者看来,该条之所以仅规定原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而不承认原按份共有人对其他共有人分得的财产也享有优先购买权,系因其立法目的旨在恢复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因家庭生活等共同关系而形成的特别结合关系,例如使原共同共有人之间因分家析产而被分割的房屋及宅基地恢复到被分割之前的完整状态。当然,由此也许会带来提高物的利用效率的附随作用。至于在按份共有财产中,因通常不存在基于家庭生活等共同关系而形成的特别结合关系,故在按份共有财产分割后,立法者并未赋予原按份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
第三,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无需公示就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不同,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须经公示,才能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原因在于,在通常情况下,当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买卖合同时,出卖人出卖的财产究系其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是其从按份共有财产中分得还是从共同共有财产中分得,买受人既无必要详究,也未必能够查清。即便买受人知道出卖人出卖的财产系从原共同共有财产分割而来,对于该财产是否“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也不是买受人订立合同时应当知道且能够查明的事项。如果强令买受人在订立合同前查清这些事项,就会过分加重买受人的负担,阻碍交易的正常开展。因此,为保护交易安全,解释上应当认为,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须经登记等公示方法予以公示后,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
二、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特殊制度构成
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不但要具备优先购买权制度的一般构成要素,例如须义务人出卖标的物、权利人以同等条件表示购买等,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规定,它在制度构成上还具有其他一些特殊之处。
第一,出卖人出卖的财产必须是其从原共同共有财产中直接分得的财产。如果出卖人出卖的财产是其通过别的途径取得的财产,而非从原共同共有财产中直接分得的财产,那么即便该财产是其从另一原共同共有人处受让而来,其他原共同共有人也不得主张优先购买权。另外,当共同共有财产因种种原因而转化为按份共有财产时,即应依按份共有关系处理,共同共有人转化为按份共有人。此后,在按份共有人出卖其共有份额时,其他共有人自得依《物权法》第101条的规定行使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但在按份共有财产分割后,原按份共有人出卖其分得的财产时,其他原共有人即无权主张《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的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第二,出卖人出卖的财产须与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这就要求其他原共同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必须现实地拥有其从共同共有财产中分得的财产;如果其分得的财产已因出卖等原因不复存在,即无从主张优先购买权。至于两项财产是否“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则应由其他原共同共有人负举证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由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对出卖的财产行使优先购买权,可以使本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的财产恢复到原来的结合状态,故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财产的效用。在理论和实务中,如果当事人因分家析产、分割遗产或者分割其他财产,将原本连成一体的房屋及院落予以分割,则各方分得的财产往往容易被认定为“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例如,对于一个孙姓三兄弟因分家析产而各自取得9间房屋中的3间的案件,王利明教授认为,“尽管9间房屋已经分割,为三兄弟分别所有,但是房屋在结构上仍然为一整体,各个共有墙也没有严格地确定为哪一家所有”,故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规定,当哥哥出卖其分得的3间房屋时,其两个弟弟可主张优先购买权。[10]崔建远教授在讨论《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规定时也曾举例说:一栋三间一体的住房,被兄弟二人分割,每人一间半。当哥哥出卖归其所有的一间半住房时,弟弟对该房屋享有原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11]司法实践中的做法与学者的上述见解大致相同。[12]
第三,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和义务人必须都是原共同共有人。具体言之:一方面,已通过继承、赠与或者买卖等方式合法地从原共同共有人处受让其分得财产的受让人,将受让的财产再行出卖时,因出卖人已非原共同共有人,故其他原共同共有人不得主张优先购买权。另一方面,从原共同共有人处依法受让其分得财产的受让人,在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出卖其分得的财产时,即便该财产与受让人所受让的财产原本“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因受让人并不具备原共同共有人的身份,故亦不得对出卖人主张优先购买权。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就是如此处理的,[13]笔者赞同这种做法。
三、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行使规则
虽然《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并未规定原共同共有人出卖其分得的财产时负有通知义务,但因其他原共同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的结果,很可能导致出卖人陷入一物二卖的窘境,故为保护自己的利益,出卖人在出卖其分得的财产时,最好提前合理期限通知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并取得其他原共同共有人作出的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的书面声明。在出卖人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后,为便于其他原共同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实现《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立法目的,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并参照《合同法》第60条第2款关于“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的规定,解释上应当认为,出卖人有义务将出卖价格、买受人等具体交易情况通知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出卖人履行通知义务后,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在收到通知后的15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的,视为放弃行使优先购买权。[14]出卖人未履行通知义务的,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应当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出卖事实之日起1年内行使优先购买权。[15]
在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未采用登记等方法予以公示的情况下,因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在第三人与出卖人依法订立买卖合同后,已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手续的,应由第三人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于此情形,因第三人与出卖人订立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故第三人取得并保有所有权的依据,并非《物权法》第106条规定的善意取得制度,而是因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所致。反之,第三人在与出卖人订立买卖合同后,若尚未完成动产交付或者不动产登记手续,那么在其他原共同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时,就会在出卖人与第三人、优先购买权人之间成立双重买卖关系。于此情形,该优先购买权并无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故应按照有关双重买卖的一般规则处理:由先办理交付或者登记手续的买方取得被转让财产的所有权;另一个买方只能追究出卖人不能履行的违约责任。在第三人和优先购买权人均主张取得被转让财产的所有权时,为贯彻《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立法目的,法院可考虑判由优先购买权人优先取得该所有权。在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不考虑原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有无对抗效力,就以该优先购买权受到侵犯为由,判决出卖人与买受人订立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并撤销房屋登记机关向买受人核发房屋所有权证的具体行政行为,[16]导致买受人受到法律保护的程度还不如善意取得制度中的第三人,显然不妥。
此外应注意的是,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受共有关系存续期间的限制、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受租赁期间的限制不同,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因产生于共同共有财产分割之后,故从理论上说其存续期间并无限制。然而,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那样,在共同共有财产已分割多年的情况下,该制度使原共同共有人出卖其分得财产的行为仍要受到其他原共同共有人的掣肘,未免有失公允。[17]在司法实践中,就曾发生过原共同共有的房产被分割9年后,法院仍然保护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情况。[18]为避免该优先购买权无限期地存续,在解释上可以考虑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并类推适用《合同法》第75条第2句为债权人撤销权规定的5年最长除斥期间,认定在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完毕5年以后,原共同共有人出卖其分得的财产的,其他原共同共有人不得再主张优先购买权。从立法论的角度而言,未来的立法如继续采纳该制度,应明确将原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限定在共同共有财产分割完毕后的一定年限内。
四、合伙共有财产的性质与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
在司法实践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合伙人退伙后,向第三人转让其分得的合伙财产时,其他原合伙人根据《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规定,对于该合伙人转让的财产享有优先购买权。[19]这种做法显然是以认定合伙共有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为前提的。问题是,能否将合伙共有财产解释为共同共有呢?
在制定物权法的过程中,对于合伙财产究属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存在着两种相对立的观点。一些学者认为合伙财产属于按份共有,另一些学者和法院的同志则认为属于共同共有。[20]《物权法》出台之后,因其并未明确合伙财产的性质,故学界对此问题依然分歧严重。一派学者认为合伙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21]另一派学者不认为合伙财产属于共同共有财产。[22]也有学者主张将合伙财产看作是混合的共有,也即由合伙人的出资直接形成的合伙财产属于按份共有,而由合伙运营获得的收益则属共同共有。[23]还有观点认为,合伙财产“是归入按份共有,还是归入共同共有,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24]
从比较法上来看,《德国民法典》第719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668条明确将合伙财产规定为共同共有。《德国民法典》第719条第1款关于“合伙人中之一人不得处分其在合伙财产中的应有部分和在属于合伙财产的各个标的中的应有部分;合伙人中之一人无权请求分割合伙财产”的规定,也确实符合共同共有的特征。但因我国现行法并无此类规定,故若认定合伙财产为共同共有,法律依据明显不足。笔者认为,合伙财产究竟属按份共有、共同共有、混合共有还是具有其他性质,一方面取决于法律及理论如何区分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另一方面又要受制于通过现行法而形成的合伙财产本身的特性。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必须结合现行法对于共有以及合伙财产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而不能仅从理论上展开推演或者仅以域外的规定作为参照。
根据《物权法》的有关规定可知,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存在着如下区别:(1)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的权利是否区分份额不同。按份共有人依其份额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第94条),共同共有人则不分份额地对共有物共同享有所有权(第94条)。由此决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共有份额,且其他共有人对该份额享有优先购买权(第101条),而共同共有人却无转让共有份额的余地。(2)对共有物的处分及重大修缮的程序要求不同。处分共有物以及对共有物作重大修缮的,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在按份共有的情形,应当经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在共同共有的情形,则须经全体共同共有人一致同意(第97条)。(3)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的承担方式不同。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除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同共有人则须共同负担(第98条)。(4)共有人内部对因共有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的分配方式不同。对于因共有物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共有人之间的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偿还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份额的按份共有人,有权向其他共有人追偿。与此不同,在共同共有关系中,各共同共有人须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某一共同共有人偿还债务后,不存在向其他共有人追偿的问题(第102条)。(5)对分割共有物的要求不同。除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共有物;共同共有人只能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才可以请求分割共有物(第99条)。
以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上述五个区别为标准,结合《合伙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可以发现,在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企业财产具有如下特征:(1)合伙人对合伙企业财产享有一定的份额,该财产份额可以依法转让(第22条)、出质(第25条)、抵债(第42条);合伙人向非合伙人转让其财产份额的,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其他合伙人享有优先购买权(第23条)。(2)在处分合伙企业的不动产、转让或者处分合伙企业的知识产权和其他财产权利时,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第31条);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合伙企业财产的处分,原则上须经半数以上的合伙人表决同意(第30条)。(3)对于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和亏损分担,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或者合伙人另行协商决定之外,由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分配、分担;无法确定出资比例的,由合伙人平均分配、分担(第33条)。(4)在债务承担方面,对于合伙企业的债务,应先以合伙企业的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第38条);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由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39条);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的清偿数额超过约定的或法定的亏损分担比例的,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第40条)。(5)关于合伙企业财产的分割问题,虽然合伙人在合伙企业清算前,原则上不得请求分割合伙企业的财产(第21条第1款),但在自愿退伙(第45条和第46条)、当然退伙(第48条)、除名退伙(第49条)以及合伙人死亡后其继承人未能取得合伙人资格的情形(第50条),均应分割合伙企业财产,退还该合伙人的财产份额(第51条和第52条)。由上可见,在普通合伙企业中,合伙企业财产所具有的诸多特征,明显更近于《物权法》规定的按份共有制度,而与共同共有迥然有别。至于在有限合伙企业中,因有限合伙人仅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第2条第3款),可将其财产份额予以出质或者转让(第72条、第73条、第74条),合伙事务只能由普通合伙人执行(第67条、第68条),加之有限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原则上应适用《合伙企业法》第二章第一节至第五节关于普通合伙企业及其合伙人的规定(第60条),故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在性质上与共同共有相距更远。
当然,尽管合伙企业财产与共同共有差异明显,而与按份共有十分相似,但并不意味着其性质上就属于按份共有。应当看到,人们之所以讨论合伙企业财产属于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主要是为了解决合伙企业财产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我国,《合伙企业法》对于合伙企业财产的管理、处分、债权债务关系以及合伙人的财产份额等问题,已经设立了一整套不同于共有制度的独特规则,且无可将其适用或准用共有制度的任何规定,因而《物权法》规定的共有制度,无论是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适用于合伙企业财产及合伙人的财产份额。再争论合伙企业财产属于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不但缺乏实益,反倒容易引起法律适用的混乱。实际上,《合伙企业法》已承认合伙企业是一类独立于合伙人之外的民事主体(第2条、第11条、第20条、第90条),合伙企业对其债务应先以其全部财产进行清偿(第38条),并且合伙企业不能清偿到期债务的,可以被依法宣告破产(第92条),导致合伙企业财产明显脱离了物权法上共有财产的属性,而类似于公司法人的独立财产。可见,将合伙企业财产界定为合伙企业的独立财产,而非归全体合伙人按份共有或共同共有,更符合我国目前的合伙企业立法。
在一般的合伙合同关系中,因不存在独立于合伙人之外的合伙企业,故合伙财产只能归全体合伙人共有。《民法通则》第32条规定:“合伙人投入的财产,由合伙人统一管理和使用。”“合伙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伙人共有。”这表明一般合伙财产具有共有的属性。根据《民法通则》及《民法通则意见》的有关规定可知,一般合伙财产具有如下特征。(1)合伙人对合伙财产享有一定的份额。合伙人应当对出资数额、盈余分配等事项订立书面协议(《民法通则》第31条)。(2)合伙人对合伙经营的亏损及债务,对外应承担连带责任,对内应按照协议约定的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分担;协议未规定债务承担比例或者出资比例的,可以按照约定的或者实际的盈余分配比例承担。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民法通则》第35条、《民法通则意见》第47条)。(3)合伙人退伙,除书面协议另有约定外,原则上应予准许,并对合伙财产进行分割(《民法通则意见》第52条、第54条)。(4)合伙终止时,对合伙财产的处理,如果既无书面协议又协商不成的,应按照出资额占全部合伙额多的合伙人的意见处理(《民法通则意见》第55条)。由此可见,一般合伙财产所具有的各种特征,较为符合按份共有的要求,而与共同共有差别明显。因此,对于一般合伙财产,除合伙人约定为共同共有外,作为按份共有来处理会更合适。
在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认定上,崔建远教授曾指出:“共同共有制度对于各个共有人的限制较多,不利于共有法律关系的简化,除非必要,不宜推定为共同共有。”[25]《物权法》第103条也规定:“共有人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约定为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或者约定不明确的,除共有人具有家庭关系等外,视为按份共有。”这与《民法通则意见》第88条关于“对于共有财产,部分共有人主张按份共有,部分共有人主张共同共有,如果不能证明财产是按份共有的,应当认定为共同共有”的规定截然相反,体现了《物权法》对共同共有的发生原因所持的限制态度。具体到合伙企业以及一般的合伙合同来说,合伙人之间通常不具有家庭关系或者类似于家庭关系的社会关系,而主要是一种合伙经营的经济结合关系,故除合伙合同另有约定外,并无必要将更接近按份共有的合伙(企业)财产解释为共同共有。就现行法而言,既然无论是合伙企业财产还是一般合伙财产都不符合共同共有的特征,那么在此类财产分割后,自无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的余地。
五、原共同共有人与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冲突
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客体如果是租赁房屋,那么在出卖人将该房屋出卖给第三人时,就会在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与《合同法》第230条规定的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之间产生冲突。此时何者更为优先呢?笔者认为,在现行法及司法解释缺乏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应根据两个优先购买权有无对抗效力,必要时结合其立法目的,来综合确定解决冲突的办法。
首先,如果在两个优先购买权之间,一个具有对抗效力,另一个缺乏对抗效力,则应由具有对抗效力者优先于不具有对抗效力者。例如,倘若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因房屋租赁合同依法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而具有对抗效力,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因未办理登记而缺乏对抗效力,那么房屋承租人就应优先于原共同共有人而行使优先购买权。
其次,如果两个优先购买权都具有对抗效力,例如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因房屋租赁合同依法办理了登记备案手续而取得对抗效力,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因办理了登记而具有对抗效力,则可参照“先取得对抗效力的物权优先于后取得(或者未取得)对抗效力的物权”理论,[26]使先取得对抗效力的优先购买权优先于后取得对抗效力的优先购买权而行使。
最后,如果两个优先购买权均无对抗效力,即应结合两者的立法目的来确定解决办法。就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而言,其立法目的既有减少交易成本、提高房屋利用效率的考虑,也有保护房屋承租人这一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社会群体的考虑。就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而言,其立法目的是要恢复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因家庭生活等共同关系而形成的特别结合关系,并在后果上有利于提高物的利用效率,而不存在保护弱者的问题。比较两者的立法目的,为了贯彻保护弱者的立法政策,加之如下文所述,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既缺乏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也不是实现其目标的最佳工具,所以在解释上,应当使房屋承租人优先购买权优先于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而行使。
六、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存废
有学者认为,《民法通则》第78条在规定共有关系时,只赋予按份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并未赋予共同共有人以优先购买权,共同共有人也谈不上享有优先购买权的问题。《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把一个依法并不产生优先购买权而且已经消灭的共同共有关系作为主张优先购买权的依据,显然是既缺乏立法依据,又有悖法理的”。[27]姑且不论司法解释能否突破现行法的规定进行造法,[28]单就批评《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有悖法理”的观点而言,其实并未切中要害。
从法制史和比较法来看,在我国古代法上,曾经存在有亲族先买权和地邻先买权。[29]《埃及民法典》第936条第5款规定,在特定的不动产相邻关系中,邻人对相邻的他人土地享有优先购买权。[30]我国台湾地区“农地重划条例”第5条、第23条规定,在重划区内的耕地出售时,毗连耕地的现耕所有权人享有优先购买权。这些例子表明,为了实现特定的社会政策目标,立法者可基于有关当事人之间的亲属关系或者不动产相邻关系,承认其对被出卖的财产享有优先购买权。另外,在我国台湾地区,依“土地法”第219条第4项的规定:“私有土地经依征收计划使用后,经过都市计划变更原使用目的,土地管理机关标售该土地时,应公告一个月,被征收之原土地所有权人或其继承人有优先购买权。”我国台湾地区“土地征收条例”第59条的规定与此相同。我国台湾地区“促进产业升级条例”第26条第1项规定:“工业主管机关开发工业区时,得按开发工业区之目的及性质,核准被征收之原土地所有权人优先购买该工业区土地。但不包含社区用地。”为此我国台湾地区还颁布了专门的“工业区被征收原土地所有权人优先购买工业区土地实施办法”。这些做法进一步说明,即便当事人与被出卖的财产之间并无诸如共有、租赁、不动产相邻等可以产生优先购买权的基础法律关系,但为实现特定的社会政策目标,立法者仍可基于该当事人与被出卖的财产之间曾经存在过的法律关系,赋予其法定优先购买权。实际上,只要立法者追求的特定社会政策目标具有正当性,并且法定优先购买权制度是实现该目标的最佳工具,那么在立法中赋予特定当事人以优先购买权,就无所谓“有悖法理”的问题。因为“法理”毕竟是要为“制度”服务,并最终服务于立法目标的。
问题是,《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的规定是否具有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并且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是实现该目标的最佳工具呢?笔者持否定态度。
首先,该规定不具有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如前所述,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的立法目的,主要是为了恢复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因家庭生活等共同关系而形成的特别结合关系。但应看到,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往往是因“共有的基础丧失”(《物权法》第99条)或者说共同关系的消灭而引起的。[31]在共同共有财产被分割的情况下,由于立法者通过共同共有制度所要维护的、存在于原共同共有人之间的家庭关系等人的结合关系不复存在,导致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因家庭生活等共同关系而形成的特别结合关系也随之消灭。于此情形,即便原共同共有人之间还存在着其他身份上或者生活上的联系,例如仍为兄弟关系或者仍在同一个或者相邻的院落内居住,但因作为共同共有之基础的共同关系已经丧失,故无必要再通过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来恢复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此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可见,《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实际上缺乏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
其次,该规定不是实现其所追求的社会政策目标的最佳工具。根据我国的物权立法及理论,共同共有人在分割共同共有财产时,通常有实物分割、变价分割和作价补偿三种方式可供选择。[32]对于“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的共同共有财产,如果进行实物分割会损害财产的整体效用或价值,当事人自可采用变价分割或作价补偿的方式来分配该财产,或者在该财产上另行成立按份共有关系,以使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得以维续。可见,即便承认《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所追求的恢复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的社会政策目标具有正当性,那么通过对共同共有财产进行变价分割或者作价补偿等其他途径也足以实现同一目标,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显非实现该目标的最佳工具。[33]再者,如果各共同共有人不愿意进行变价分割或作价补偿,而是执意采取实物分割的方式,将“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的共同共有财产分割给不同的共有人,即足以表明各共同共有人无意维持共同共有财产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在这种情况下,立法者再规定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以求使已被当事人自愿放弃的原共同共有财产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得以恢复,显然是画蛇添足。
最后,该规定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一般来说,在法定优先购买权制度中,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义务人以及优先购买权的客体都应当是确定的,以便义务人出卖财产时能够及时通知权利人行使优先购买权。然而,在《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的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制度中,各原共同共有人分得的财产是否“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并无明确、具体、统一的判断标准,而是要取决于发生纠纷后法院的个案认定。因此,当原共同共有人出卖其分得的财产时,未必知道自己分得的财产与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进而也未必知道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对其出卖的财产享有优先购买权。如果出卖人因不知道这些情况而未能履行通知义务,致其在与第三人订立买卖合同后又被其他原共同共有人行使优先购买权,则出卖人要么被迫陷入一物二卖的困境,要么与第三人签订的买卖合同被法院确认无效,[34]并向第三人承担缔约过失责任,结果必然是严重损害出卖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规定的原共同共有人优先购买权,既缺乏正当的社会政策目标,也不是实现其立法目标的最佳手段,在实务操作中易因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而被滥用,进而产生损害出卖人的利益的恶果。虽然《物权法》没有沿用这一制度,但因《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尚未像第118条那样被最高人民法院明文废止,故在审判实践中难免有法院继续援用该规定判案。[35]从立法论的角度说,将来的相关立法或司法解释应明确废止此规定。在该制度被废止前,法院于实务中解释适用《民法通则意见》第92条时,应严格限定“出卖的财产与其他原共有人分得的财产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的情形,以减少该规定所带来的弊端。例如,倘若原共同共有人分割的房屋位于同一院落或者同一建筑物之中,并且出卖人分得的房屋已办理独立的房屋所有权证,那么法院就不应以其房屋与其他原共同共有人分得的房屋“属于一个整体或者配套使用”为由,认定其他原共同共有人享有优先购买权,而应依照《物权法》关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关于房地产转让的规定等加以处理。



注释:
[1]参见戴孟勇:《先买权的若干理论问题》,《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2]关于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的法律特征,可参见戴孟勇:《按份共有人优先购买权若干争议问题探析》,《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3]房绍坤、于志宏:《优先购买权初探》,《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1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

中国 南斯拉夫联盟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经济贸易协定



2002/03/1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以下简称“缔约双方”)为了加强两国间的友好合作和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缔约双方将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法规采取必要措施,促进两国间经贸关系的持续稳定发展。

                  第二条

  缔约双方在相互供货时对原产于缔约另一方领土的产品在征收关税、其他税收和办理海关手续方面给予最惠国待遇。

  此规定不适用于:

  1、缔约一方为便利边境贸易已给予或将给予邻国的优惠;

  2、缔约一方已给予或将给予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的优惠。

                  第三条

  缔约双方将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范围内支持和鼓励两国有权从事国际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实体(以下简称“实体”)开展和促进相互间合作。实体通过谈判和签订合同实现这一合作。

  实体间开展和实现经济合作及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应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进行。

                  第四条

  实体间相互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应以国际市场相应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为基础确定。

  对商品和服务等的支付应按照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法规,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或实体商定的其它方式办理。

                  第五条

  缔约双方应根据各自国家的现行法律、法规,支持并批准缔约另一方的实体在本国设立常驻代表处并为其工作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六条

  为加深了解,缔约双方在各自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范围内相互为对方在本国举办博览会、展览会、洽谈会、以及其他形式的促进活动和互访团组提供方便。

                  第七条

  为执行本协定的条款,缔约双方同意成立政府间经济贸易合作混合委员会。

  混委会将关注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研究合作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以扩大和推动相互间的合作。

  缔约双方主管部门的副部长将担任委员会双方主席。

  为保证委员会工作有效进行,缔约双方同意任命委员会双方秘书长。在两次会议期间,根据需要,委员会秘书长可进行工作会晤。委员会会议通常每年举行一次,轮流在北京和贝尔格莱德进行。

  委员会签署协商一致的会议纪要。

                  第八条

  本协定自缔约双方履行完各自国家有效法律的必要手续后书面通知对方之日起生效。

  本协定有效期为五年,如任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未以书面形式通知缔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则本协定的有效期每次自动延长一年。

  在本协定终止的情况下,其规定对在本协定有效期内签订的所有合同仍然有效,直至这些合同执行完毕。

  本协定生效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政府于1969年3月17日签署的贸易和支付协定即行失效。

  本协定于1995年9月8日在贝尔格莱德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和塞尔维亚文书就,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政府

       代   表                 代   表

        石广生                  西拉多维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