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建立综合性银行的法理分析
中山大学法学院 郭健冬
【论文摘要】：本文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条作出了检讨，认为第43条对解决我国金融业的问题的作用非常有限，不再适应金融业的发展。笔者通过对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历史和制度上的分析，认为德国综合性银行模式比美国的分业经营模式更加适合我国。
关键词：综合性银行 金融体系 商业银行 银证分业经营
【Abstract】 ：In this Note, the Author contends that Article 43 of the Commercial Bank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an only provide a limited solution to the country's problems with securities abuses. The Author argues that China's banking system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universal banking model than to the American model, which separates the business of commercial banking from securities activities. This argument is supported by historical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universal banking in Germany.
Key words：Universal Bank Financial system Commercial bank separation of commercial banking from securities
引 言
社会的稳定，在于经济的稳定繁荣；而经济的稳定，取决于金融业的稳定。同样金融业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依赖银行系统的稳定和抵抗风险的能力。因此选择适合我国国情的银行经营模式显得尤为重要。商业银行的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一直是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重大争议焦点，而混业经营已为大势所趋。混业经营也有不同的方式，大多数学者赞同我国银行业要跟随美国的发展方式，但是笔者认为在中国现有的金融体系和法律框架之下，采取德国式的综合性银行更加适合中国。需要指出的是我国法学界对德国的综合性银行的研究是不深入的。大多数文章都仅仅局限于对德国银行体系的简单介绍，而对综合性银行得以建立的制度条件缺乏分析，而且有少数文章还带有误导性。因此笔者在介绍德国综合性银行那部分时，为了准确起见，都直接参考外文资料。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争作一个简单的回顾，接着对我国《商业银行法》第43作出检讨，从而指出分业经营再不适合我国银行业得发展，第三部分就通过对比德国和中国得现实情况，发现中国与德国的现实情况非常相似，从而提出我国可以引进综合性银行的结论，并且对我国银行法律制度的构建提出了笔者不成熟得看法。
一、商业银行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之争
自从1933年美国通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将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严格分离，实行分业经营体制以来，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问题一直是理论和实务界的重大争议问题。尤其在目前，随着金融交易技术进步、信息处理和传输手段改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国家纷纷放弃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越来越多金融机构热衷于兼并收购和多元化经营，现实金融形势的变化不仅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界对这个话题的关注程度，也迫使金融管理当局及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
笔者认为，在金融自由化和金融活动全球一体化这一大背景下，混业经营似乎比分业经营更加符合现实。当然，我们不能否认的是，混业经营本身如分业经营一样也存在一些缺陷。笔者认为混业经营优于分业经营的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从理论层面透视银行参与证券业务的原因：
1．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驱动。银行业的平均成本曲线比普通行业平缓，即具有更大规模经济潜力，同时银行业资产专用性在降低，因此也具有越来越明显的范围经济效应。总之，追求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是混业经营经营的一个不可忽视动机。
2．分散风险的需要。银行业的高风险性决定了其有通过多元化经营分散风险动力，尤其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固定汇率制度崩溃，全球金融市场进入高度动荡时代，金融业的市场风险急剧加大，金融危机日趋频繁，这进一步刺激了分散化金融风险经营的动机。
3．全球竞争的需要。经济金融全球化进程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不断加快，全球竞争中，金融业规模大小、业务范围宽窄等都是一个不可忽视因素，美国为代表的金融分业管制模式与欧洲大陆的全能银行制度存在某些制度性落差，不利于全球竞争，这促使这些国家纷纷放弃原先金融分业管制政策。
（二）从实证中看银行的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
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和一体化趋势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国家放弃了原先的金融分业管制政策。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１２日，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了１１月４日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由美国创立、而后被许多国家认可并效仿的金融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时代宣告终结。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世界性的经济大危机以后，日本一直跟随美英推行这种银行与证券、保险分业经营的模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随着经济飞速发展，金融业日益繁荣，日本银行业为了应对美欧金融机构的竞争，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开始向证券、保险领域渗透，混业经营的倾向越来越明显。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日本的六大都市银行都采取了混业经营方式。而在欧盟中经济实力最强大的德国，从19世纪开始实施综合性银行的模式。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1986年发表的“怀特研究报告”。怀特认为,20世纪30年代美国银行倒闭的原因不在于综合经营,而在于监管部门和政府的调控决策错误。怀特判断的证据是:(1)30年代美国破产的银行只占总数的26 3%;(2)207家混业经营的银行中,只有15家破产,占混业经营银行总数的7. 2%,远比单一经营的银行抗风险的能力强;(3)这15家银行之所以倒闭,也并不是把资金投放到证券上造成的,因为这15家银行投资于证券的资产只占其总资产的10%不到。 “怀特研究报告”从实证上动摇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的立法合理性，从而为混业经营洗去了不白之冤：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最灰祸首不是混业经营。
二、对我国现行商业银行分业经营模式的法理分析
1995年《商业银行法》确立了美国模式的分业经营体制，第四十三条规定：“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股票业务，不得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本法施行前，商业银行已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实施办法。” 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主要包括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办理票据贴现,发行金融债券,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买卖政府债券,从事同业拆借,买卖外汇,提供信用证服务及担保等。
1．《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立法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在“摸着石头过河”的经营思路下，我国的五大国有银行都开办了证券、信托、租赁、房地产、投资（自办公司）等业务，实质上进入了“混业经营”时代。但由于银行自身缺乏应有的自律和风险约束机制，结果是银行自身业务没有办好，投资设立的信托、房地产公司以及其他自办公司也没有一家是办得成功的。在缺乏自律约束和监管能力不足的前提下，混业经营加速了风险的积聚，催化了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生成。因此，国务院于1993年12月25日作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对金融业进行治理整顿并提出了分业经营的管理思路。1995年5月《商业银行法》正式从法律上确立了国有银行分业经营的制度。
中国的银行业采取分业经营的模式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分业经营对强化金融管制、防范金融风险的确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世界金融混业趋势的加强，尤其是我国已加入WTO，混业经营将是我国金融业发展的趋势。但是历经8年，即在2003年，在许多国家纷纷转向混业经营的背景下，我国仍然坚持原有的分业经营制度。全国人大常委对第四十三条作出修正：“ 商业银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得从事信托投资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但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2．《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弊端
从法条文意来分析。第43条的规定只禁止我国银行在国内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并没有规定禁止银行在国外从事早在证券业务。但是我们知道，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证券市场都存在比较高的风险。因此，如果我国银行在国外直接或者间接（异业子公司）从事证券业务，同样要承担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国外风险发生，我国的银行一定会受到牵连。由于我国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的比重很大，因此银行一旦破产，势必会发生连锁反应，最终危及整个金融系统。所以笔者认为，第43条的规定似乎多此一举。
从实证上分析。我国设立分业经营的初衷是为了降低银行业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分业论认为,证券市场的风险较大,而银行作为间接融资的机构,在经济体系中担任着重要角色,而且银行面对的是广大社会公众,故不能参与高风险的证券市场,否则会陷入古典式的经济危机,即经济状态恶化→投资者狂抛股票和债券→股市危机→银行危机→经济危机;如果银行不涉足证券业,则以上危机恶性循环的链条就可以被打断,即证券市场的危机不一定能涉及银行乃至整个国家信用机构和信用制度。 然而，任何正确的理论都要经得起事实考验。从近几年的实践看，这种银行体系的运行管理模式不但没有使风险降低，反而使银行风险进一步加大。
在严格的分业经营模式下，我国的商业银行只能在狭小的存贷款领域、主要面对国有企业从事基本的存、贷款业务活动。由于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致使商业银行或是放款使不良资产比率持续上升，银行为了安全起见少发放贷款，又致使存差过大、资金浪费、业务收入无法抵补业务支出、出现大面积亏损。从深圳发展银行公布的信息可以看出,该行近两年来虽然陆续有至少4家分行开业。但2000年公布的中期业绩表明,其利润总额却比1999年减少了7570 79万元,降幅为27 41%。近年来,国内各商业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一样面临着同样的窘境。因此对商业银行而言,由于存贷利率的不断降低以及存贷利差的逐步缩小,其存贷款业务利润逐步萎缩,银行所承担的金融风险却在逐步增大。
3．实践对43条的挑战
1995年8月，中国建设银行就与美国摩根斯坦利集团等五家金融机构合并组建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并拥有42.5％的控股权；中国工商银行则与香港东亚银行合作，从事香港和内地的投资银行业务。 2000年1月我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开始发生间接变化。最突出的情况是银行可以接受证券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同年2月中国建设银行向湖北湘财证券公司发放了第一例股票质押贷款。另一间接变化是证券公司的股民持存单买卖股票，银行营业部门与证券营业部的功能融合，但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均无禁止。还有一点融合的情况表现在证券公司和商业银行的董事长由同一人出任。
分业经营格局正面临着混业经营内在冲动的不断撞击，面对这一情况，我国政府已经开始对金融分业经营政策进行了适当调整。从1999年以来，中央银行制定并颁布了《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市场管理规定》和《证券公司股票质押贷款管理办法》。然而，令我们失望的是，上述的规章都没有表现出银行可以进行混业经营的倾向。法律仍然禁止银行从事证券业务，但是实践中银行却又往往冲击法律的底线。银行甘冒违规的风险，与法律进行博弈，这实质上表明43条已经成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的严重障碍。
从上述的论证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商业银行法》第43条的规定显然不符合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金融发展的大趋势。所以即使法律上有明文规定，但是银行也会出于内在的动因，仍然会采取各种方法规避法律，或者创造新的金融商品绕过这道“防火墙”。
三、建立我国综合性银行的法律制度安排
根据银行的规模和资本的集中程度，中国的银行体系与德国的银行体系非常相似。正是这些相似之处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示：德国采取的综合性银行模式会适用于中国。在这种模式之下，银行的业务进行存贷款业务、贴现业务、经纪人服务、保管箱服务、投资基金业务、担保业务、资金转账业务、证券承销业务和电子银行业务等几乎所有金融业务。正如综合性银行在19世纪的德国的现代化进程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笔者相信，它的引入同样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极大的推进。
（一）德国综合性银行存在的必然性分析
通过对中、东欧和德国的综合性银行的比较，William L. Horton, Jr.总结出四个对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发展起关键性作用的因素。
1．银行与工商业紧密联系
德国综合性银行在与公司签订贷款合同之后，他们会试图通过各种联系与客户扩展其他的业务关系。银行会利用他们与客户之间的借贷关系，向客户介绍他们的其他金融商品，以建立一种全方位的服务关系。综合性银行通常会取得公司董事会的成员资格，通过购买大量的股份对公司的管理施加一定的影响。通常情况下，这些银行可以为整个经济领域创造巨大的利润。例如德意志银行与运输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德瑞斯顿银行则在化纤行业中占有一席之地。银行与客户的这种长期的良好的关系建立在贷款关系之上。银行的贷款，作为一种融资手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德国缺乏发达的证券交易市场和其他大型的金融机构。所以这种借贷关系的维持对于公司的发展意义重大。这就是德国综合性银行繁荣的原因。
（1）不发达的证券市场
由于缺乏一个发达的证券市场作为筹措资本的手段，公司的资金大多依赖于银行的中长期贷款。据统计，1985年，公司通过证券市场所获得的资金只占总融资量的7.2％，而与此相反的是，银行贷款占总融资量的64.4％。在德国全境2500间证券公司里面，直到1992年5月，才有650间被列名在德国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而在这650所列名的证券公司里面，有将近30所公司占据了证券流通量的3/4。与此形成有鲜明对比的是，德国将近有350，000间有限责任公司（股份不能自由流通），30，000间一般合伙企业和130，000间有限合伙企业。综合性银行和不发达的证券市场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证券市场缺乏竞争力是综合性银行发展的根本原因。由于银行可以参加包括保险业务在内的所有金融业务，所以银行在资本筹措的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从而抑制了证券市场成为具有竞争性的融资手段的可能性。
（2）与工商业的结合
一个集中的银行业意味着德国的公司只能从数量有限的银行中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正是银行的规模足够大，以至于几乎能够解决公司的所有金融业务的需要，所以公司一般会乐意与银行建立多方面的服务关系，而不会再寻找其他金融机构。我们可以美国和德国的比较中看出德国银行的行业垄断性。1989年，美国大概有12，800间商业银行，德国有4，400间。而在这4，400间当中，有1，200间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少于$28，400，000。其中最大的三间银行却占据了保险、运输、和信用证业务的大部分市场份额。
2．银行贷款决定的自由作出
德国综合性银行的得以保持长久生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银行家在对经济风险进行理性分析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作出银行的贷款决定。而最根本的就是综合性银行是私有实体，它不受政府的行政干预，免于受客户的影响。即使银行与客户的关系非常密切，但在作出贷款的决定之时，银行仍然会提出一些尖锐性的问题。Deutsche Bank-Siemens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 。除此之外，银行家的素质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德国的银行家有足够的能力作出有效的贷款决定，因为他们拥有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去评估投资银行的固有风险。
3．中央银行监管的独立性
德国中央银行即德意志联邦银行。联邦银行设立资本为 ２９亿马克，为中央政府持有。但是，政府并不具有任何影响联邦银行独立性的权力。相反，尽管政府要求联邦银行支持其经济政策，但联邦银行在行《联邦银行法》所赋予的权力时无须服从中央政府的指示。联邦银行有义务就货币政策的一些重大问题,向政府提供咨询，并根据政府的需要提供有关信息。联邦政府也邀请联邦银行行长参加有关重要货币政策问题的讨论。
证券期货规章制定程序规定（试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期货规章制定程序规定（试行）
（2003年5月15日 证监发〔2003〕28号）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证券、期货规章制定程序，根据《立法法》、《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和《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证券、期货规章（以下简称规章）是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为履行对证券期货市场进行监管的职责，根据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授权制定并以中国证监会令的形式发布的规定、办法、规则、细则、准则等规范性文件。
第三条 规章的立项、起草、审查、决定、公布、备案、解释、修改、废止和编纂，适用本规定。
第四条 中国证监会法律部（首席律师办公室）负责组织规章的制定工作，履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规定的如下职责：
（一）研究、拟订规章制定工作计划；
（二）组织起草规章草案；
（三）审查规章送审稿；
（四）提请主席办公会议审议规章草案；
（五）办理规章公布与报备工作；
（六）提出规章解释、修改、废止的意见；
（七）规章编纂；
（八）组织审定规章的英文正式译本。
第五条 制定规章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符合《立法法》和《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二）符合我国国情，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三）符合证券期货市场实际，具有可操作性。
第二章 规章制定计划
第六条 中国证监会根据证券期货业的发展状况，每三年制定一次规章制定工作规划，于每年年初制定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
第七条 中国证监会各部门认为需要制定规章的，应当在每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向法律部报送下年度制定规章的立项申请。
立项申请应当对制定规章的必要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拟确立的主要制度等作出说明。
第八条 法律部应当对立项申请进行汇总研究，拟订中国证监会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草案，在征求各部门意见后，报主席办公会批准执行。
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应当明确规章的名称、起草部门、完成时间等。
第九条 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在执行中，各部门可以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提出调整建议。对拟增加的规章项目应当进行补充论证，报会领导批准后由法律部纳入年度规章制定工作计划。
第三章 起草与审查
第十条 中国证监会各部门负责其职责范围内的规章起草工作；规章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职责的，由会领导指定主要起草部门；重要的或者综合性的规章，可以由法律部组织成立专门的工作小组负责起草。
法律部应当根据规章制定工作计划，拟订立法进程时间表，并督促各部门执行规章制定工作计划，提供专业支持，必要时派人参与起草工作。
第十一条 起草部门拟委托相关专家、专业性组织承担起草任务的，应当商法律部后报会领导批准。未经批准，不得将起草工作委托给其他组织或者个人。
第十二条 在规章起草过程中，起草部门可以通过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形式公开征求意见。但是，起草部门不得通过网站、报刊等媒体征求意见。
第十三条 涉及其他部门职责或者与其他部门关系密切的，起草部门应当与有关部门协商一致；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应当在规章草案送审稿中说明情况和理由。
规章内容涉及到国务院其他部门职责的，由法律部负责征求意见。
第十四条 起草部门应当收集国内外的相关立法资料；开展立法调研的，应当制作调研报告；采取各种形式听取意见的，应当制作相应的报告，如座谈会报告、论证会报告、听证会笔录及报告等。
第十五条 起草规章，应当注意与现行规章的衔接和协调。新起草的规章将取代现行规章的，应当在草案中写明予以废止的规章的名称、文号；新起草的规章对现行规章的部分内容予以修改的，应当在草案中写明所修改规章的名称、文号、条目或者内容。
第十六条 起草部门应当将规章送审稿及其说明、对规章送审稿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材料报送法律部审查。
规章送审稿的内容一般包括制定的宗旨、立法依据、适用范围、权利义务规范、监督管理、罚则、施行日期等。
规章送审稿的说明应当对制定规章的必要性、规定的主要措施、有关方面的意见等情况作出说明。
有关材料主要包括汇总的意见、听证会笔录和报告、调研报告、国内外相关立法资料等。
第十七条 报送审查的送审稿，应当由起草部门主要负责人签署；几个起草部门共同起草的规章送审稿，应当由该几个起草部门主要负责人共同签署。
第十八条 法律部对送审稿进行审查后，应当出具审查意见。需要补充修改的，起草部门应当根据审查意见予以补充修改。
送审稿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法律部应当退回并说明理由：
（一）制定规章的基本条件尚不成熟的；
（二）主要制度与现行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
（三）有关部门对主要制度存在较大争议的；
（四）简单重复现行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内容的。
第十九条 经会领导批准，法律部可以将规章送审稿在中国证监会网站和指定报刊上公布，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对规章送审稿或者规章送审稿涉及的主要问题，法律部应当征求有关机关、组织和专家的意见；涉及重大问题的，应当召开由有关组织、专家参加的座谈会、论证会，听取意见，研究论证；需要举行听证会的，可以依法组织听证会。
第二十条 法律部应当认真研究各方面的意见，与起草部门协商，对规章送审稿进行修改，形成规章草案和对草案的说明。
规章草案及说明由法律部提请主席办公会议审议。
第四章 决定、公布和备案
第二十一条 主席办公会议审议规章草案时，由起草部门作起草说明，法律部作审查说明。
第二十二条 法律部应当根据主席办公会议的审议意见对规章草案进行修改，形成草案修改稿，报请主席签署命令予以公布。
第二十三条 因规章涉及国务院其他部门需要联合公布的，在主席办公会审议通过后，由法律部负责送相关部门签署，以中国证监会命令序号公布。
第二十四条 规章应当自公布之日起30日后施行；但是，可能严重影响证券、期货市场稳定或者公布后不立即施行将有碍规章施行的，可以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五条 规章备案事宜，由法律部按照《法规规章备案条例》的规定办理。
第五章 解释、修改与废止
第二十六条 规章的解释，由负责规章执行的部门提出解释草案，经法律部审查后提请主席办公会议审议、公布。
第二十七条 现行规章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修改：
（一）因上位法的修改需要作相应修改的；
（二）因国家政策发生变化，有必要进行相应修改的；
（三）因证券、期货市场实际情况发生变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实需要的；
（四）两件以上的规章对同一事项的规定相互抵触的。
现行规章的修改与公布程序，按照本规定第三章和第四章的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现行规章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废止：
（一）因上位法的废止或者修改而失去立法依据的；
（二）所规范的事项已由法律、行政法规予以规范的；
（三）所规范的事项由新的规章予以规范的；
（四）所规范的事项已不存在或者执行完毕，规章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的。
现行规章的废止，由负责规章执行的部门向法律部提出提请废止的建议，法律部拟定提请废止的请示，报请主席办公会议审议。
第六章 编纂和翻译
第二十九条 中国证监会各部门应当及时对涉及本部门业务的规章提出清理意见，报法律部。
第三十条 法律部负责中国证监会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编纂工作。法律部应当在每年第一季度将上一年度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并编纂成《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法规汇编》。其内容包括：
（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的涉及中国证监会职责的法律、决议、决定和命令等；
（二）国务院发布的涉及中国证监会职责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
（三）中国证监会发布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四）有关司法部门发布的涉及中国证监会职责的司法解释等；
（五）国务院有关部门发布的涉及中国证监会职责的部门规章。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法规汇编》编纂完成后，交由有关专业出版社出版。
第三十一条 规章的英文正式译本由法律部会同国际部负责翻译和审定。
规章需要翻译正式英文译本的，由起草部门在起草说明中予以说明，或者由法律部在审查说明中向主席办公会议提出建议，由主席办公会议作出决定。
在翻译和审定工作中，可以聘请相关专业组织或者人员协助翻译、审定。翻译和审定所需费用在会机关财务支出预算中安排。
规章的翻译、审定工作应当在规章公布之日起90日内完成。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中国证监会向国务院提出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建议，由法律部负责办理。
国务院委托中国证监会起草法律、行政法规草案建议稿的，由法律部负责组织，参照本规定的有关程序执行。
中国证监会起草的行政法规的翻译工作，或者中国证监会作为主要起草部门起草的行政法规经商定由中国证监会负责翻译的，其程序参照本规定第三十一条执行。
第三十三条 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由各部门在其职责范围内负责起草工作；涉及两个或者两个以上部门职责的，由会领导指定主要起草部门。
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起草完毕后，在报送会领导签署前，应当报送法律部审查、会签。
法律部主要对文件是否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规定，是否与中国证监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协调一致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第三十四条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中国证券业协会、中国期货业协会，制定、修改章程和按规定应当报送中国证监会审查批准的业务规则，应当报中国证监会归口业务部门，由归口业务部门拟订批复意见后，送法律部审查。
前款规定的章程、业务规则的制定单位，应当自章程、业务规则公布之日起五日内报办公厅备案。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二○○三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