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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流，虽然法家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儒家主张仁、义、礼、智、信，讲究伦常、孝道，注重贵贱、尊卑，以礼为维持社会秩序的行为规范，历代历朝的法律都会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如法律都承认亲属相容隐的原则，这是法律受儒家伦理思想影响的重要方面之一。《论语•子路》中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孔子就不主张其父攘羊而子证之的办法，而认为，指证父亲偷羊是违背亲情的行为，因此隐瞒此事，应“父为子隐，子为父隐”。
　　而法家主张重刑，以刑罚来压制社会反叛力量，以法律为维持社会的行为规范。比如成于商鞅变法的连坐制度，其内容简单来说就是一人犯法，罪及九族。　连坐制度就其种类而言,包括亲属连坐、邻伍(什伍)连坐、职务连坐。而在连坐制度中我们要谈的便是亲属连坐，亲属连坐按照亲属关系的远近分为很多种。比如夫妻连坐,"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而不害于亲,民人不能相为隐"。也就是说,即使是最亲密的人比如夫妻和朋友,也不能互相包庇,而要向官府告发,这样所有的罪恶都不能隐藏。再如兄弟姐妹连坐,《汉书•黄霸传》载:"补侍郎谒者,坐同产有罪劾免。"另外,亲属连坐还包括父子连坐、祖孙连坐、父母妻子同产连坐(即整个家庭的成员都连坐)等等。
　　谈到亲属连坐，缘坐制度便是不得不说的。缘坐本身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就其广义而言，缘坐等同于连坐，涉及范围比较广。从狭义而言，缘坐，又称族刑，是指一人犯罪，株连家属，正犯（犯罪人）和亲属对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连带责任的制度。
　　从连坐制度的基本概念可以很容易地推论出,连坐自从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的传统儒家文化背道而驰。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不提倡族刑连坐的。对于连坐制度这一项"发明",在当时应当是有悖于伦理观念的,起码与儒家所主张的亲属相容隐的原则是违背的。但其不但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为什么能连坐没有被否定，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项重要制度能够与儒家倡导的容隐制度在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中能够共存？要弄清这个问题就要涉及到儒家以礼入法的事实进程，也就是瞿同租在书中的中国法律之儒家化一章。
　　亲属容隐制度观念和制度萌芽，至少可以上溯到春秋时期。《国语》载，东周襄王二十年前六业年)，卫大夫元?I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盟主晋文公之庭，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夫君臣无狱。今元?I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这是史籍中所见最早的主张“父子不得相互告诉”之记载。这是史籍中所见据《论语•子路》记载，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而孔子却认为这并不是直的表现，而主张“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孔子的这种主张是从家族伦理的角度出发的，把父亲为子隐看做“仁”的表现，子为父隐看作是“孝”的表现。这反映出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于亲属容隐问题的一般认识，也赋予亲属容隐以伦理上的正当性。显然此时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
　　而连坐制起始于周春秋战国时期。 君主专制将控制人民与占有土地视为国家的头等事务,而严格进行户籍管理是中国很早就有了人口户籍登录管理制度.据《周礼》载,周朝就已专设司民之职.在国家基层社会中,往往实行什伍里甲制度,这种制度是专制时代控制人身自由的最基层的组织形式.早在春秋时期,齐国就推行什伍制,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长,伍长负责闾里治安。显然此时连坐制度也并未成型。
　　显然，春秋战国时代原是儒、道、杨、墨、名、法各家思想学说草创形成，竞争的时代。法家后起，想和儒家争一日之短长，竞争激烈，互不相让。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儒家的亲亲相隐与法家的连坐制度这一对极端相反的立场便不足为怪。
　　瞿同祖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认为秦汉之法律为法家所拟订，纯本于法家精神。
　　春秋战国以来随着封邦建国制度已由盛而衰，濒于崩溃，诸侯争霸，以富强为当务之急。于是儒家渐落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法家则进一步发展，为国君所重。此派学说完全针对当时霸主之需要，其思想为反封建的，与儒家恰处于敌对地位。这些法家在政治上既占优势，当时各国法律多由此辈制定，其所拟订之法律即法家平日所鼓吹之主张。李悝之《法经》，商鞅之《秦律》便是如此。
　　因此，我们不难想到，连坐制度成文于战国李悝《法经》，而且商鞅之秦法也极力主张实行连坐法律:"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在商鞅变法中,什伍连坐法是严密的连坐制度形成的标志。
　　亲属容隐只是儒家的一种主张。直到汉武帝时期，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汉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其后，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大大加速了亲属容隐的法律制度化步伐。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在理论上继承发扬了孔子“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的主张，在汉宣帝时期，首次正式颁布“亲亲得相首匿”之法令：“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将亲属容隐作为儒家的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而赋予法律效力。宣帝也将立法理由诏令天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此，亲属容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春秋战国时代，到后来的秦汉，显然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发展轨迹可以窥探到儒法二家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地位的此消彼长。但是当二者都定型也就是以立法的形式确立后，二者又都在后世的各个朝代的法律体系中得以共存。这便是瞿同祖提到的以礼入法的结果，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
从从连坐制度与容隐制度的目的来看，二者并不是矛盾的，而是殊途同归。
　　容隐制度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巩固家长制家庭和尊长的独尊地位，以及整个家庭、家族关系的和谐稳固。然而，这一切必须以国家根本利益为前提，当国家利益同家族利益发生冲突时，就必须牺牲家族利益，这也是亲属容易制度的特征之一。这一特征的详细记载是《唐律•名例》中，“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即犯谋反、谋大逆、谋叛等罪的，亲属不得相隐匿。当然，这是维护封建王权的一个典型的写照了。
　　虽然连坐就是一人犯罪而与其有一定关系的人也受牵连而被认为有罪，。 　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连坐主要用于“十恶”中的前几项，谋反、谋大逆、谋判、等这些对整个统治秩序造成直接威胁的犯罪，“明史案”就是比“谋反、谋大逆而论罪连坐，也用于严重刑事犯罪。如“不道罪、杀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者，不分首从，皆处斩刑，妻子流三千里，造畜盅毒者处绞刑，同居者流三千里《唐律》。
　　不难看出无论是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以法为教后来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儒法合流，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封建制度。，连坐与容隐在维护封建制度上二者目的是一致的。这也就为二者的共存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中华文化孕育中华法系，演化出礼刑共用的伦理化法律制度。儒法合流，礼教入律，进而实现封建法律的儒家化。这种由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所构成的伦理化法律制度，讲究道德，崇尚礼仪，推广政教，明正刑罚。道德自律与法律强制相比较，道德自律要求人们积极向善，法律强制要求人们畏法向善，这是历代统治者所标榜垂范于后世的永远不变的原则。


释明后不变更诉讼请求，应当判决驳回

判决要旨：原告诉讼请求不当，经法院释明后，原告仍坚持不变更诉讼请求的，应当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一、案情
2002年7月28日，攀枝花市惠林房产公司与攀枝花市光祥建筑公司签订《攀枝花市凤凰广场D座工程施工合同》一份，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了明确约定。合同签订后，攀枝花市惠林房产公司的施工图尚在审查批准之中，攀枝花市光祥建筑公司为了抢进度已开始修建基础工程，2003年9月停止施工，并向攀枝花市惠林房产公司发函要求解除合同。2003年11月26日攀枝花市光祥建筑公司向攀枝花市惠林房产公司提交了自已作出的《工程造价决算书》，该基础造价为2275522.11万元，其他费用损失629659.02元，停工期间利息403836.41元。2005年7月18日攀枝花市光祥建筑公司向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攀枝花市惠林房产公司，要求法院判令被告支付上述全部款项，并退还工程保证金30万元。

二、代理律师观点
攀枝花市惠林房产公司委托成都冯明超律师为其一审代理人，冯明超律师阅卷后认为:

1、本案属工程结算纠纷
原告认为本案属于工程欠款纠纷，缺乏事实依据。首先，原告向法院提交自己编制的工程造价结算书, 作为原告主张欠款的依据，在法理上系自证，属证据种类中的当事人陈述，故不能作为原告主张欠款的依据。其次，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4号“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0条规定：当事人约定，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按照约定处理。 而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发包人收到竣工结算文件后，在约定期限内不予答复，视为认可竣工结算文件的”约定。因此，应当对工程进行造价鉴定。

2、本案应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原告申请鉴定
原告自己单方作出的工程结算，对惠林公司无约束力，没有法律效力，惠林公司又不予认可，致使争议的工程款无法确定。依据《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原告对其主张被告欠付工程款负有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25条规定“对需要鉴定的事项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在人民法院指定的期限内不提出鉴定申请的，致使对案件争议的事实无法通过鉴定结论予以认定的，应当对该事实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因本案原告在举证期内未申请鉴定，致使争议的工程款无法确定，应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另外，原告要求被告退还工程保证金30万元无证据支持。

3、本案工程不具有合法性，原告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被告系房产开发公司，对建设施工并不很熟悉，原告是一家专门从事建筑施工企业，明知施工图纸未经审查合格，也没有进行图纸会审交底和办理相关施工许可证的情况下，原告仍然非法进行施工，造成该工程丧失利用价值。没有利用价值的工程只能推倒重建，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4号“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16条和第3条之规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工程款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因此造成该工程损失应由原告承担。

4、原告要求被告支付工程款利息，于法无据
双方当事人签订的施工合同专用条款第26条第2款约定：承包人垫付工程款从基础到第三层，从第四层开始支付工程进度款。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4号“关于审理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垫资利息没有约定，承包人请求支付利息的，不予支持。

三、审理与判决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光祥公司与惠林公司签订的《D座施工合同》，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其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法律约束力。光祥公司诉称是由于被告惠林公司在合同签订后未向其提供经审查后合格的施工图四套而造成工程长期停工。但其提交的停工报告载明是“等待植筋完毕（估计40天）才有活干，现在只能停工”，且合同未进行任何违约责任约定，光祥公司在本次诉讼中也未诉请解除合同。其要求惠林公司支付基础工程价款的诉讼请求既不符合双方在合同中关于工程款支付的约定，也不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该诉讼请求不能成立。本案纠纷性质不是建设工程欠款纠纷，光祥公司以惠林公司应付工程款2275522.11元起诉，与本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三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本院已书面通知光祥公司变更诉讼请求，但光祥公司不同意变更诉讼请求，综上所述，光祥公司在无合同约定，又未诉请解除合同，也未能与惠林公司进行结算的情况下，主张惠林公司应支付工程欠款2275522.11元，无确实充分的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光祥公司诉称，工棚搭建地点是被告指定的，但未提交任何证据予以证实。工棚被要求拆除，光祥公司请求由惠林公司承担“搭设拆除费用及被告原因发生费用”无合同约定及法律规定，本院对此不予支持。光祥公司诉请要求惠林公司支付工程保险金300000元，未向法庭相应举证，本院对此亦不予支持。

四川省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百二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三十五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条之规定，于2005年11月25日作出（2005）攀民初字第119号民事判决：
驳回原告攀枝花市光祥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

四、相关案例
广茂公司与伊利公司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广茂公司向内蒙高级人民起诉，要求伊利公司支付工程款、违约金及损失赔偿。在一审法院审理期间，一审法院已告知广茂公司其诉讼请求的依据不当应予以变更，但广茂公司经坚持原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不当的意见。故一审法院认为广茂公司的主张不符合双方合同约定及相关法律法规，其理由不能成立。据此判决如下: 驳回广茂公司的诉讼请求。

广茂公司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广茂公司既不变更诉讼请求，又不对其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举证证明，根据《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广茂公司应承担诉讼风险。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广茂公司的诉讼请求是适当的，广茂公司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4月2日作出（2003）民一终字第5号民事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该案例选自: 黄松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P631～P635）



（经典案例选编·冯明超 电话 13088086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