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少年宫工作的意见
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
国家教委、共青团中央关于加强少年宫工作的意见
(一九八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教育委员会、教育厅(局)、团委：
少年宫、少年之家(含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青少年宫、少年科技中心、儿童活动中心。以下筒略)是建国以后在党和国家关怀下兴建起来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三十多年，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少年宫在配合学校教育，促进少年儿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丰富少年儿童课余生活和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发展他们对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的兴趣、爱好和特长等方面做了许多切实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受到广大少年儿童、教师和家长的欢迎。多年来，少年宫还培养了一批有专长的少年儿童，为各方面输送了人才幼苗，其中不少人在国内外多项比赛中获奖，为国家争得了荣誉。广大的少年宫辅导员和工作人员热爱少年儿童，热爱校外教育事业，艰苦创业，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努力工作，为校外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但是，当前少年宫工作在许多方面同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的要求，同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形势不相适应，基础薄弱，发展不平衡；对少年宫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要性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实际工作中指导思想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活动设施急需改善、充实；干部和辅导员队伍不够稳定，素质也有待提高。
为了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精神，切实加强少年宫的工作，特提出以下意见：
一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学校教育和学校外、学校后的教育并举”的方针，明确指出了校外教育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成建制的少年宫是综合性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它是培养教育少年儿童不可缺少的校外活动场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它的培养目标与学校是一致的。它对少年儿童的教育是通过丰富多采的，实践性、趣味性、教育性、灵活性很强的活动来实现的。它在配合学校教育培养少年儿童全面发展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
多年来的实践证明：充分发挥少年宫的作用，有利于促使少年儿童在德、智、体、美等方面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得到发展；有利于把校内外教育结合起来，丰富和充实少年儿童的校外生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和良好的遵守社会公共生活准则的习惯，抵制资本主义、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有利于充分调动少年儿童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培养和发展他们各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特长；有利于从小培养他们勤动手，善思考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有利于改革那些不适应新时期要求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各级教育部门、团委和校外教育工作者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少年宫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二
少年宫的工作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指导下，认真贯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全面发展的方针，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各级各类人才，打下初级的基础。
少先宫的工作，要从全面培养教育少年儿童出发，不仅要通过各种活动给少年儿童以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的各种知识，培养各方面的技能技巧和才干，而且还要十分重视对少年儿童加强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寓爱国主义、革命传统、理想、纪律、劳动等方面的教育于各项活动之中，培养学生逐步树立远大理想，立志长大为社会主义四化建设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培养心中有他人，心中有人民，心中有集体，心中有祖国的思想感情；培养文明礼貌、热爱劳动、勤俭节约、不怕困难、积极进取、勇于创造、诚实谦虚、团结友爱、讲民主、守纪律、有毅力、讲信誉等良好品德。
少年宫的工作和活动，必须有利于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符合少年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根据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知识水平、理解能力、兴趣爱好、身体条件，研究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当代少年儿童的思想特点，采用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吸引和教育他们，注意防止成人化，不断改进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
少年宫工作要面向广大少年儿童，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正确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既要积极开展丰富多采的阵地活动，又要对学校开展的课外、校外活动加以指导，并提供有利条件；既要搞好各种类的小组活动又要积极开展群众性的教育活动；既要对少数有特长的少年儿童加强培养训练，又要对多数有各种兴趣爱好的少年儿童进行辅导。
少年宫的工作要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因地制宜，扎扎实实，讲求实效，充分利用现有的人力物力，提高校外教育阵地的利用率，以取得更大的效益。要积极争取各方面的支持，努力改善办宫条件，增添活动设施，还要从当地经济条件出发，充分发挥各地的优势，办出自己的特色。
三
加强少年宫工作队伍的建设，提高辅导员和干部的素质，是办好少年宫的可靠保证。应挑选热爱少年儿童，热爱校外教育事业，思想品德好，作风正派，富有开创精神，锐意改革，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教育工作经验和组织管理能力的人员担任少年宫的干部和辅导员，并要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训练，可采取办短训班、讲座、组织参加电视、广播、函授教育及脱产进修、观摩学习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业务水平。各地教育行政学院、教育学院、师范院校、团校等单位都应积极承担培训校外教育工作者的任务，科技、文艺等有关单位也可创造条件对校外辅导员进行业务培训。
少年宫的辅导员与其他工作人员的工资待遇、职称评定等，要按劳动人事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属于教育事业编制、成建制的少年宫的工作人员与中、小学校教职工享受同等待遇。专职教师(辅导员)可以按统一规定实行教龄津贴。在评选先进时，对有特殊贡献的辅导员、工作人员也应与中小学教师同等对待。
为了更好地发挥少年宫的作用，不断提高活动质量和工作水平，应加强校外教育的科学研究工作。少年宫的设置布局、组织管理、活动设施、教育内容和方法都需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总结提高。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本着继承、发展、改革、创新的精神，继承好传统，研究新问题，使科学研究与指导当前工作紧密结合起来。
四
切实加强少年宫的领导。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团委要有领导同志分管这项工作，并指定机构和人员负责，有条件的地区可设专门管理机构或办事机构，定期研究工作，交流经验，并切实解决少年宫在经费、场地、设施等方面的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要逐步增加少年宫的经费，已列入教育事业经费开支的，应随着整个教育经费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各举办少年宫的地方和单位都应不断增加经费。
要对各级少年宫加强业务指导，不断提高活动质量。现拟制的《少年宫(家)工作条例(草案)》，请各地结合实际情况，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使其完善。
今后，少年宫的建设也要列入各地城镇建设规划，使之布局合理，对原有的少年宫应不断改善活动条件，添置、更新活动设施和器材设备。
要进一步依靠社会力量，坚持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多方集资兴办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的方针。教育部门和团委应与有关单位互相协作，密切配合。
其他部门和单位举办的校外教育机构和阵地，也可参照此文件精神执行。
附件：少年宫(家)工作条件(草案)
少年宫(家)工作条例
(草案)
第一章 总则
一、校外教育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少年宫(含少年之家、以少年儿童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青少年宫，以下从略)是综合性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是少年儿童的校外活动场所，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
二、少年宫工作要在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思想指导下，认真贯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全面发展的方针，遵循少年儿童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和校外教育工作的规律。
三、少年宫的基本任务是通过活动向少年儿童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教育；丰富少年儿童的校外生活，向他们普及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等方面知识，开阔眼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培养他们勤动手、善思考的良好习惯，使他们在实践中增长才干；促进少年儿童全面发展，健康地成长。
四、少年宫对少年儿童的培养目标和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一致的，它配合学校为培养少年儿童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不断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的一代新人，打下初步基础。
五、少年宫主要是通过多种多样有教育意义的、有趣味的、知识性很强的活动吸引少年儿童，要把思想教育、知识教育和技能技巧的培养训练寓于全部活动过程中，使少年儿童受到教育和锻炼。
六、少年宫工作要面向广大少年儿童，充分利用阵地开展丰富多采的活动，尽可能多吸收少年儿童参加，要面向学校，面向少先队，为学校课外活动、少先队活动创造有利条件，帮助培训活动骨干，提供活动资料和工作经验。少年宫工作应对学校开展课外、校外活动和校外活动点、站起指导和示范作用。
七、少年宫工作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既要积极开展丰富多采的阵地活动，又要对学校开展的课外、校外活动加以指导；既要搞好各种类的兴趣小组活动，又要十分重视组织好群众性的教育活动；既要对少数有特长的少年儿童加强培养和训练，又要对多数有各种兴趣爱好的少年儿童进行辅导。少年宫组织的各层次、各种类的活动都要坚持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原则。
八、少年宫与学校、家庭、社会要密切配合，争取社会各方面的支持与帮助，依靠社会力量更广泛的开展各种有教育意义的活动来教育广大少年儿童。
九、重视少年宫的环境布置，要整洁、优美、富有教育意义和儿童情趣。
第二章 活动内容和活动形式
十、少年宫对学生进行教育的主要途径是开展各种各样的活动。活动的内容和形式要做
到教育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要适合少年儿童的年龄特点，并为他们所喜爱。少年儿童的兴趣爱好是多方面的，活动内容应该更广泛、更丰富。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思想品德教育要结合国内外大事、民族传统节日和纪念日、古今中外名人事迹、新时期各行各业的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动人事迹进行，以及组织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和其他实践活动，培养广大少年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等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意志性格。
科学技术知识普及教育要把易于为少年儿童所接受的我国和世界的新科学技术和创造发明的信息传播给少年儿童，让他们开阔视野，增长见识。组织他们动手动脑，开展科技小制作、小实验、小发明、小饲养、小种植、小采集、撰写小论文等活动。通过科技活动培养少年儿童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
文学艺术教育要通过文学读物、美术、书法、工艺制作、音乐、舞蹈、戏剧等活动培养少年儿童正确的审美观点，增进他们表现美的能力以及对美的理解力。通过文艺活动培养他们乐观的情绪，开朗的性格和高尚的情操。
体育运动要开展棋艺、体操、武术、球类、田径等活动，使少年儿童得到多方面的体育锻炼，学习各项运动的初步技能技巧，培养他们勇敢、坚强、活泼的性格和健康的体魄。
游戏娱乐活动要尽量创造条件让少年儿童尽兴地游乐，得到有益的休息，使少年宫成为他们向往的乐园。要努力创造条件，不断更新活动设施，逐步建立剧场、游艺室、游乐场、影视室以及富有教育性、知识性、娱乐性的游艺活动设施。
少年宫要配合少先队的重大教育活动和日常工作，为少先队辅导员举办讲座，培训少先
队积极分子，传播开展活动的方式方法，开展少先队的示范性活动，为少先队提供信息和资料。
十一、少年宫活动的形式灵活多样，一般有以下几种：
有组织的群众性活动。它是少年宫教育活动的一种重要形式。通过有组织的群众活动可以向更多的少年儿童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满足他们课余活动的要求。
阵地开放活动是少年儿童自由参加的一种活动形式，它突出体现了少年宫活动的群众性。开放活动内容要丰富多采、有吸引力，让少年儿童动手动脑，有听、有看、有做、有玩，玩得高兴、玩得有益、玩得有趣。开放时间要适宜，参加活动手续要简便，以便吸引更多少年儿童参加活动，受到教育。
小组活动是由有同一爱好的少年儿童参加的一种活动形式。它的特点是实践性强，便于培养和发展少年儿童各方面的兴趣爱好和特长。它是少年儿童在校外组织的一个小集体，对培养少年儿童积极性、主动性、创造精神有着特殊作用。
各种爱好者小协会、少年艺术团等组织是更具有群众性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可以得到有关专业单位、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它更易于调动少年儿童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
十二、少年官的活动形式应该新颖多样、生动活泼，有很强的吸引力。具有讲、看、干的特色。如举办展览、组织联欢、参观、访问、讲座、考察、座谈、演出、比赛、行军、野营、夏令营、冬令营、故事会、讲演会、文艺欣赏会等。
第三章 辅导员和其他工作人员
十三、辅导员是直接从事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教育者，应选调热爱少年儿童，热爱校外教育事业，思想作风正派，具有一定组织能力和教育工作经验，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具有中专以上或相当文化水平的人员担任。
十四、辅导员要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保护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
辅导员要了解儿童，做儿童的知心朋友，在活动中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注意培养和依靠积极分子。
辅导员要刻苦学习，钻研业务，改进辅导方法，努力提高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辅导员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言行举止和仪表要注意对少年儿童的教育影响。
十五、其他工作人员要热爱儿童，热爱本职工作，加强政治、文化和业务学习，努力提高工作水平，为全面提高少年宫的教育活动质量服务。
十六、少年宫要为提高辅导员和其他工作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创造条件，组织他们学习党的方针政策、教育法规、教育学、心理学和有关业务。
第四章 组织管理工作
十七、加强少年宫的科学管理和民主管理。健全领导班子，减少领导层次。行政机构要小，行政人员要少。按少年宫工作规律建立岗位责任制和必要可行的规章制度，充分调动教职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十八、少年宫根据具体情况可设立群众文化部(组)，科学技术部(组)，文学艺术部(组)，体育部(组)，少先队工作方法部(组)，教务处(组)，总务处(组)，办公室等机构。
十九、少年宫在少年儿童假期要开展活动。教职工的假期要在不影响正常活动和工作的情况下安排轮休。
第五章 加强校外教育研究工作
二十、校外教育是一门科学。少年宫的组织管理、活动设施、活动内容和方法都有其自身的规律。为了提高活动质量，充分发挥少年宫的作用，必须加强研究工作。校外教育研究工作必须与指导当前工作相结合。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本着继承、发展、改革、创新的精神，研究历史，研究新问题，继承优良传统，总结先进经验，发展校外教育理论，指导校外教育工作。
无被害人“犯罪”的视角转换：
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王晓辉
内容提要：本文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和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入手，对无被害人犯罪的含义进行了辨析。认为对于无被害人犯罪存在着非犯罪化和犯罪化的两种刑事立法政策。犯罪学上所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一般在于通过对该类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进而加以预防，甚至根据社会发展和法秩序的需要，将其纳入到刑法规范中来追究其刑事责任。本文则具体就安乐死问题探讨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的政策倾向。通过对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的讨论，认为应该将安乐死这类无被害人犯罪从刑法规范中剔除出。尽管现实中存在很多困难和技术难题，但笔者还是试着对安乐死非犯罪化进行了制度建构和程序设计。
关键词：无被害人犯罪 安乐死 非犯罪化
一、 刑法学与犯罪学关系：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前提
所谓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基于行为人的自愿和彼此双方同意进行的犯罪。 也有人认为，无被害人犯罪是指在刑事案件中缺少被害人的犯罪，即无社会危害性的犯罪。根据我国刑法关于犯罪的规定，其就不能成为刑事案件。
上述定义都表明了无被害人犯罪不同于一般犯罪的基本特征即没有被害人。但对该“犯罪”的属性并不明确。而要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问题必须要对“犯罪”的性质作以澄清。虽然犯罪作为刑法学和犯罪学共同研究的客体，但“刑法学上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所涵盖的内容具有较大的不同”。 刑法学和犯罪学的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不同使二者在犯罪概念上得以区分。犯罪概念的提出着眼于两个大的方面，即规范（法律）和事实（实体）层面。犯罪学是规范性学科，其将犯罪认定为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触犯刑法的、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而犯罪学上的犯罪是自成体系的、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独立的客观存在。 可见，犯罪学不仅仅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犯罪概念，其研究对象还包括社会中其他被作为否定评价的现象，诸如反社会行为、酗酒、滥用毒品以及无家可归等。在刑事违法性上，“刑法学犯罪概念中的‘违法性’要素，在犯罪学犯罪概念中，是作为被评价的对象而存在的”。 而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正是基于二者在该点上的区别提出的。
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分别代表了刑事立法政策两个不同的方向：扩张还是缩小刑法干预范围。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表明该犯罪具有刑事违法性的“当然性”，在犯罪学中就表现为刑法中规定某种行为的“应然性”，即是否应当赋予某种行为的刑事违法性，而将其纳入到刑法学视野范围成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即是对于已经存在刑法中具有刑事违法性的犯罪行为，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不具备刑法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将其从刑法规范中剔除，不在对其进行刑罚处罚。至于犯罪化或非犯罪化的根据则在于两者在对社会危害性的认识基础上。
由此可见，无被害人“犯罪”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犯罪学意义上的犯罪，另一种是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因当事人相互间的合意，纵使是属于犯罪或偏差行为，当事人均不会对此等行为，向执法机关投诉」。至于若从刑法的观点而言，则认为无被害人犯罪，乃指犯罪行为不会造成法益侵害（包含个人、社会、国家法益）或法益危危险；换言之，乃指无明显法益保护的犯罪而言。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就是分别就犯罪学和刑法学上的犯罪而言。犯罪化之“犯罪”即是刑法意义的犯罪。刑法上的犯罪作为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产物，仅仅是对在此前已经实际存在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的法律确认，在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顺序上，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即犯罪学上的犯罪）是先于刑法定义的出现而存在的，即先有实质（事实性）犯罪，后才有对实质（事实性）犯罪的刑法确认（法定犯罪）。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发展原来被规定在刑法规范中的犯罪行为不再具有相应的社会危害性，而应从刑法中剔除去。因此，虽然刑法学中的犯罪概念与犯罪学上的犯罪概念应保持一定的距离，但并不能由此抹杀刑法学上和犯罪学的联系，正如耶赛克所言：“没有犯罪学的刑法是个瞎子，没有刑法学的犯罪学是无边无际的犯罪学。” 无被害人犯罪之犯罪化或非犯罪化则正好反映了犯罪学和刑法学在犯罪圈扩展或紧缩的关系。
无被害人犯罪的范围常见可分为以下几种：（1）性犯罪，包括通奸、同性恋、卖淫、婚前性行为、色情文学等；（2）赌博；（3）吸食毒品；（4）“安乐死”；（5）自杀；（6）堕胎或避孕；（7）流浪；（8）高利贷；（9）公开酗酒，等等。但无被害人犯罪的范围总是随着政治和经济制度不断发展中的历史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这里，没有始终如有的和符合逻辑地运用某种特定的道德或其他标准来决定社会中哪些无被害人犯罪的行为或不应该被犯罪化。从各国刑法发展来看，对无被害人的不道德行为或越轨行为予以非犯罪化和轻刑化是基本趋势。较之国外立法，我国规定的无被害人犯罪很少，刑法仅对赌博、高利贷、“安乐死”等少数行为作了规定。因此，无被害人犯罪主要是作为一个犯罪学概念提出的。 犯罪学上所研究的无被害人犯罪一般在于通过对该类行为进行研究，探讨其存在的原因进而加以预防，甚至根据社会发展和法秩序的需要，将其纳入到刑法规范中来追究其刑事责任。尽管我国刑法对少数无被害人犯罪作了规定，如我国现行刑法对“安乐死”行为一般按杀人罪处理，但这并不表明其规定符合人们的观念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本文将转换对无被害人犯罪研究的视角，以安乐死为例研究无被害人犯罪之非犯罪化。
欧洲委员会在1980年推出了一个指导各国刑事立法政策和刑事司法政策的非常著名的《非犯罪化报告》，这样一个报告对于战后欧洲的非犯罪化有着重大影响的。正是在这个报告的影响下，欧洲很多国家在战后相继废除了同性恋、堕胎、赌博、药物滥用等等过去的刑法规定。在这个过程当中，荷兰是后来居上的，荷兰人以一些令人咋舌的前卫或者务实精神，不仅积极推动卖淫、同性恋、吸毒等这样一些行为的非犯罪化，而且率先通过立法把安乐死非犯罪化了。
二、 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据
安乐死是由于得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所引起的剧烈痛苦，并且是基于即将死亡的人的真诚请求，是基于人道的考虑而提前人为地结束他的生命，这是安乐死的一般定义。围绕安乐死的争论还在广泛的进行着，但安乐死的实践一直都在悄悄进行着。
在我国，安乐死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有人主张推动安乐死，也有人在实践安乐死，也有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我认为，我国在安乐死的问题上所进行的讨论，犯了一个方向性错误，我们一直就在讨论安乐死是否合法化，抽象一点讲，抽象的人道主义，抽象的个人自由，抽象的人权保护，抽象的个人自觉，从这些立场出发，安乐死当然有它的道理，有它伦理上的合理性，但是要是顾及现实，贸然把安乐死合法化可能隐藏着相当大的法律威胁，削弱对生命权的保护，可能为合法的谋杀提供一些借口，这些担忧应当说都是在情理之中的。所以我们说反对安乐死，主张把安乐死仍然作犯罪处理是有道理的。但是，主张安乐死在法理上、在伦理上也有它的合理之处。在安乐死是否合法化的层面上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也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完全可以另辟蹊径，不从是否合法化的角度考虑，而是从是否非犯罪化的角度来考虑。
我国刑法规定表明，犯罪的本质是一定的社会危害性，而社会危害性的内容是对法益的侵犯。 社会危害性是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的统一，犯罪不仅要有质的规定，也要有量的限制。安乐死不仅不具备犯罪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反而对社会有利，行为人不仅没有主观恶性，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1、死亡的权利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前提。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律在承认人享有生命权利的同时，也应承认人享有选择死的权利。在特殊的情况下有处置自己生命的权利。允许安乐死既体现了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也不会有损社会和国家的利益。死亡的权利是“优死”观念的强化和追求生命质量的价值目标的必然和结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有无条件地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人有了死亡的权利，就可以对安乐死作出要求或承诺，对自己的死亡方式作出选择。可以说，生命权和死亡权是一对相对的权利。尽管安乐死不是针对人的生命，但其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人的生命。因此，选择安乐死的病人实际上是对生命权和死亡权的衡量下作出的价值判断和法益均衡的选择。究竟如何作出选择，显然不能由其权利主体以外的人来决定。也只是在作出选择的情况下，两种权利才会发生冲突。安乐死其目的就是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其要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而在选择继续生存的情况下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所以说，安乐死实际上对病患者来说是对安乐地死去还是痛苦地活着的一种判断和选择。既然，病患者作出了安乐死的选择，我们就应该尊重他的价值选择和意志自由。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地活着。就像贝卡利亚在谈到自杀时反问道：“为什么要担心对自杀者必然地不予处罚会对人们造成什么影响呢？害怕痛苦的人都遵守法律，但是，死亡却消除了人们体内一切产生痛苦的源泉。因而有什么力量能使自杀者停下他那绝望的双手呢？”
2、病人要求或同意安乐死是其非犯罪化的根本。
实施安乐死要以病人的要求或在不违背其意志自由的条件下表示同意为要件。要讨论安乐死非犯罪化就必须对病人的要求或同意作出评价。我以为，病人的承诺可以成为阻却行为人违法的理由，而且是安乐死非犯罪化的根本原因所在。
首先，病患者承诺安乐死是其意志自由的表现。自由权和生命权是人身权的两个基本内容。而对意志自由的认可实际上是对一个人的社会存在的肯定，是对个人的一种满足。随着社会经济生活条件的发展和人的自我意识的增强，人们对意志自由的要求也更加强烈。《世界人权宣言》也确认“人人享有言论、信仰、免于忧惧、免于贫困四大自由”。可以说，病患者在濒临死亡时选择安乐死正是其对“免于忧惧”自由的渴望。法律没有必要强制维持自己已放弃了的生命而犯着另一个错误，侵犯病人“免于忧惧”的自由。
第二，病患者的承诺从侧面否定了行为人的主观恶性。通常情况下，行为人（医务人员等）不忍看到病人痛苦地忍受病魔的折磨，在善良和慈悲的驱使下实施的。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将行为人予以刑事处罚不仅达不到刑罚的目的，反而是对刑法威严的自损。主观恶性是犯罪构成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要件。“同犯罪作斗争，实际上是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作斗争。追究刑事责任的目的，在于改造犯罪人，改变犯罪人业已形成的主观恶性。” 因此，将一个富有良知的人予以定罪量刑实际上是无的放矢。
第三，实施“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被害人的承诺历来作为阻却事由、违法阻却事由而影响犯罪成立。张明楷在《得到承诺的行为不违法》一文探讨得到被害人承诺的行为不具违法性中主张，将利益放弃说和法的保护放弃说结合起来。认为其承诺作为法益主体的被害人一方面放弃了自己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放弃了法律的保护。 但张教授同时认为生命属于超个人法益，不是自己可以随意处分的。但我以为，就安乐死而言需要区别对待，其并不是对个人生命的随意处置，毕竟安乐死同单纯的承诺杀人有本质的区别。前文已论述，在一定的条件，人享死亡的权利和意志的自由。在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对立统一的辨证关系当中，刑法应当在兼顾社会秩序的同时，优先选择个人自由。否则，在自由与秩序的对立发展为严重的对抗，结果是两败俱伤。
3、从犯罪本质特征----社会危害性角度分析安乐死之非犯罪化
社会危害性是已然之罪的本质特征，是主观恶性与客观危害性的统一。据马克思主义的犯罪观，犯罪是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一切反抗统治关系的行为都是犯罪，其存在反抗程度上即量上的差别。正如恩格斯所指出，“蔑视社会的最明显、最极端的表现就是犯罪”， 显然，犯罪不仅具有一定的质而且具有一定的量，这里所说的“最明显、最极端”就是对社会危害性量的特征描述。我国刑法第13条中但书也指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关系总是会发生变化，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某一行为过去认为是犯罪，现在其社会危害性已经消失，甚至有利于社会。在以前，由于个人力量的有限，保护自己的生命成为社会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需要法律提供强有力的保护。但是，随着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及对生命的再认识，可以说死亡的方式及死亡的权利也成为在强调个人意志自由的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下，安乐死其危害性的量可谓不大。
从社会危害性的角度来看，安乐死不仅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相反还有益于社会，同时还能加强人们的生命意识。社会危害性取决于行为本身在特定的客观因素的联系中对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实际效果，或者可能产生某种社会效果的趋势中，而不取决于任何社会主体如何评价它。从人身危险性的角度分析，行为人出于人道，将处在濒死的病患者予以安乐死，其人身危险性何在？我国刑法学界将人生危险性定义为再犯可能性，其表现的是犯罪人主观上的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而恰恰相反，实施安乐死的人不仅不具有反社会性格或危险倾向，反而是出于人道和善意。
从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看，社会相当性观念可阻却其客观危害。所谓的社会相当性是指在社会生活中历史所形成的社会伦理程序所允许的行为。“社会相当性理论从动态的观点出发，将违法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加以考虑。” 该理论“违法的标准不是单纯的看法益是否受到侵害，如果凡侵害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法益都作为违法而加以禁止，那么社会就停滞不前了。为了使社会生活发挥生机勃勃的功能，对于那些从静止、绝对的观点来看似乎是侵害法益，但是从动态相对的观点来看则是社会的相当行为，并不认为是违法。”我以为安乐死正是社会的相当行为，民众的态度变化正说明其日益得到伦理程序所允许，而且从表面上、静止地看，其缩短了病患者的寿命，但安乐死正是对事物发展的超前认识的体现，是对生命终结规律的遵从。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乐死”行为不具有刑法上犯罪行为所要求的社会危害性。
三、 安乐死非犯罪化之条件限制和程序设计
安乐死非犯罪化旨在适应社会进步和人们生命意识的加强。通过对安乐死条件予以规定，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及在程序上加以规范；保证对适合条件的病人实施安乐死不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保障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要求死亡的权利得以顺利实现。
1、安乐死的实施条件分析
适用目的是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这是由安乐死的本质决定的。“安乐死的本质，不是决定生与死，而是决定死亡时是痛苦还是安乐。” 安乐死就是通过人工调节和控制，使病患者的死亡呈现一种理想祥和之状态，避免或减轻肉体的痛苦折磨，达到舒适的感受。这一点，国内外学者无多大的分歧。但对痛苦是指精神上还是肉体上有分歧。我国大多数学者主张是“精神和身体的极端痛苦”。 也有学者认为“所谓痛苦只能是肉体痛苦，并且以病人的主观感受为标准”。 日本名古屋高等法院也采取过这种观点。“苦痛”必须仅指肉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苦痛不在此范围内，而且以缓和免除病人的苦痛为唯一目的，不允许任何其他目的。 从痛苦的内含上讲此处的痛苦界定为肉体上更为合理一些，这便于区分安乐死与自杀的界限。绝大部分自杀是由于不堪重负精神上的痛苦，而自杀在传统上是不予认可和接受，是一种非法行为。况且，不堪忍受的精神痛苦难以界定，缺乏可操作性。何况，精神上的痛苦并非不可战而胜之。
适用安乐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即必须经病患者的要求或同意。尽管安乐死的根本目的是消除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但不可避免的涉及到处置生命的行为。而生命具有不可逆性。因此，为免除痛苦而人为使之死亡，这一决定权是神圣的，显然不能任意的由他人作出。“一个人既有生的权利，也有死的权利”。 那么这一权利主体只能是拥有生命的人。因此，适用安乐死必须经病患者本人的要求或同意。“人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尊重这种权利”。在这一点上《牛津法律大词典》的解释即采取此观点，而我国很多学者则认为是在病人或者其亲友（亲属）的要求。那么亲友基于一种什么理由或依据作出安乐死的决定，如何体验病患者肉体上的痛苦呢？如果病患者的亲友也拥有该项“权利”的话，则很难避免其为了某种私利而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要求处以“安乐”死，这就不可避免其滥用的危险，甚至有杀人的图谋之嫌。司法实践的判决不一，便与此有关。因此，我以为必须是基于病患者的意志，无论是病患者自己要求还是同意亲人的提议，都不违背其本人的意志，这也是安乐死与杀人罪的根本界限。台湾学者也基本上采取这种观点。谢兆吉认为“该行为之发生多由于被害人之要求或同意”； 陈焕生也认为安乐死是“受其嘱托或得其允诺” 而采取的，这表明必须以接受处置本人的意思表示为条件，而排除其他人的要求。但是在病人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时该如何处理？比如说，病患者在没有准备而面对突如其来的痛苦或先天性的疾病而无法表达自己意志情况下该怎么办？他们显然很痛苦，却无法表达自己的要求、愿望或同意与否。这首先涉及到实施安乐死的对象问题。究竟这些人能否被实施安乐死，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棘手的问题，在学术讨论中也存在颇多争议。有的人将其概括为“仁慈杀死”，即在重病患者无法表达意愿的情况下，基于患者的利益和其他原因（亲属的要求和经济原因等）用仁慈的方法将其致死。 但这一观点常招致异议。“仁慈杀死”的病人始终未提出结束自己生命的要求，完全可能是医生强加在病人身上的，因此也就无法排斥他杀或谋杀。这种担心并非多余。也许就此将这些人排除在适用安乐死的范围之列，但是就安乐死的适用目的和本质而言，这显然是残酷的，也是不公平的。因此唯有严格限制所谓“仁慈杀死”的条件。例如，由医学家、法学家、伦理学家组成专门委员会对其进行审查，判断医生或家属的动机，并将此作为适用安乐死的一个例外，在程序上加以限制以保证安乐死的纯洁性，而非使其成为谋杀的一种手段。如美国就将这种权利赋予医师构成的专门委员会。
适用条件必须是病人痛苦不堪，已被现代医学技术诊断为患有“不治之症”并且濒临死亡。这一点在理论上无多大争议，但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意见认为：从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没有永远根治不了的疾病。现在的不治之症，将来可能成为可治之症。我认为，不治之症本来就不是一个绝对的概念，所谓的不治之症在彼一时、彼一地就可能成为可治之症。但是，在病人极端痛苦、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以其作为探索疾病奥秘的研究对象，是否有失人道呢？更何况将来会有多长？
在适用安乐死时，原则上应由医生执行，若医生不在场也要事先征得他的同意。学说上意见不一。我认为在安乐死合法化的过程中，其作为一个程序上的要求是很重要的。因为医生具有专门的医学知识和技术。在判断是否适用安乐死及在实施过程中，采取恰当的措施使病人感觉更舒适等方面能取到更好的效果。而在今天安乐死尚未得到法律认可的情况下，由谁执行则关系到罪与非罪的问题。原联邦德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有人有意识地给已无挽救希望的病人注射过量的药剂以促其死亡，那么这人触犯了法律，构成杀人罪。而法律同时又对那些给自杀者提供自杀方便的人网开一面，明令规定，如果有人向年老的癌症患者提供毒剂并由病人自服的话，那么提供毒剂者就不会被绳之以法。 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帮助病患者实施而后者是由病人自行实施。这样一来，那些瘫痪病人只能望“安乐死”而兴叹，也纵容了自杀行为。这是法律没有规定积极安乐死而带来的不平等和负面影响。在这样的背景下，与其忍受病人变相自杀，倒不如从法律的角度积极加以规范，引导人们以合法的方式安乐地死去，以免偷偷摸摸地瞒着法律干出诸如自杀这样的蠢事来。
采取的方法必须在伦理上是妥当的。学说上也有不同意见，但一般认为对于违法性阻却事由行为一般要求，不能仅考虑行为的结果，还必须考虑一定的社会效果。采取的方法既使病人不感到痛苦，同时，也要使第三者没有残酷感。
2、实施安乐死的程序设计
实施安乐死的程序一般应包括申请、审查和执行三个方面。申请程序原则上必须由病患者本人提出，并且附有本人签字的书面文件。考虑到病人的各种不同情况，也可以口头向相关组织如由医生、心理专家等组成的专门委员会提出。对于那些无法表达意愿的病人可以由病人的亲友提出，但相关组织必须综合各种因素对其亲友的意图予以谨慎考虑而作为申请程序之例外。审查程序可分为医学审查和司法审查，且医学审查是司法审查前的一个必经程序。只有在从医学角度对其适用条件审查后才可以进入司法审查。医学审查的组织可以是医院成立的专门委员会，对是否是不治之症、病人是否是对苦痛不堪忍受等情况进行审查。而后将相关的证明材料递交到司法机关。司法审查主要是对其适用条件予以核准和对提出安乐死的意图尤其是非本人提出的加以审查，并加以备份。因为在审查过程中，病人忍受着剧烈的肉体疼痛，因此审查程序不宜过长。执行程序至少由两名医务人员进行，何时执行可应病人和家属的要求。执行医生在接到相关的证明材料和核准材料后由病人及家属签字后予以执行。
3、当事人权责
要保证安乐死得以顺利进行，真正达到实施安乐死的目的，必须明确各当事人的权责。对于病人而言，其在适合条件下享有死亡的权利。即适合安乐死的病人可以申请安乐死，也可以要求继续生存的权利；而对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则需要提交申请书，配合医师实施。而病人家属则在必要时可以代替病人向相关组织提出申请，但必需是基于病人的意志。专门委员会依职权行使审查的职能且应尽谨慎的注意义务。执行医师应按照合法程序，以一定机构的名义对病人实施安乐死，不得以任何个人名义私自对其实施；医师实施安乐死必须符合免除或减轻病患者的痛苦，满足适用条件；基于人道主义动机采取使病人达到舒适感的方法和措施。
4、对非法安乐死行为的处罚规定
为防止借口安乐死而实施非法行为，造成不良后果还必须建立相关的制度。如家属或亲友自作主张或违背病患者的意志而强加实施“安乐死”，医务人员由于病患者的纠缠或出于同情对不适合安乐死的病人而实施“安乐死”，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基于不良动机和目的或渎职而实施“安乐死”。对那种怀有恶意的人依刑法相关规定予以处罚。而对那些出于同情或怜悯之心的人而错施安应予以从轻或减轻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