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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高校学生管理之法治化

陈朝晖*
（ 浙江万里学院 法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中文摘要】学生管理，是影响高等学校办学质量，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最为重要的因素。 “法治”是高校学生管理的必由之路。遗憾的是，这一问题目前在理论界尚属一片空白，更莫论在实践中的贯彻。本文试在论证这一命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的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内涵和目标，并探索一条现实的实现途径。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　法治　法制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对大学生的成长和个人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反观我国高校目前的学生管理现状，实在不容乐观。其中突出存在的问题有：少数管理者垄断一切管理事务，学生无权参与管理，或虽有此项权利但因无可靠的保障而流于形式；对学生行为的评价无一定的标准，或虽有一定的标准，但对管理者而言只是一种工具；学生管理的主体、权限不明；学生与学校工作人员的权利义务不清，学生的权利和自由得不到应有的保障；对学生管理工作的程序性规定欠缺；学生的权利遭到损害时得不到有效救济等。这些都是高校学生管理“人治”状态的突出特点和必然结果。故此我们必须调整业已严重滞后的高校管理学生工作的管理思想、管理活动和管理模式，以适应时代的要求。

　　一、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之必要性和紧迫性
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人治”状态，有着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然而世易时移，“法治”已成为目前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现实且迫切的要求。
首先，学生与校方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步入由身份到契约的转轨时期。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另一类是横向的平等主体间的自由合意的关系，即契约关系。[1]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从经济的角度入手，这一变化便豁然开朗：过去我国高等学校运行的经费来自于国家拔款，高校管理者的管理权是行政权力的一部分。虽然从宏观上讲，国家行政权来自人民的公意，但特定到学生与学校的这一具体关系，则是一种纵向的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但自1997年以后，普通高校全部实行并轨招生，学生自费就学，自主择业，学校收取费用，提供服务，学生与学校之间的关系转变为契约关系。管理者的管理活动不再是依据其作为管理者的身份，而是依据契约----与学生达成的契约以及学生之间达成的契约，这二者之间时有交叉。由此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学校更多的是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当然也不排除其出于社会公益之目的而为公法授权之行为，比如依据《教育法》对学生学籍进行管理、依据《学位管理条例》授予学生学位以及依据原国家教委《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行使相应的行政管理权，但其管理活动需纳入“法治”的轨道是毋庸置疑的。
其次，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的依法治国应当将社会中各种关系纳入“法治”的范围，由“人治单元”组成的“法治社会”是不可想象的。同时法治社会也必然对其构成因子产生此种客观要求，此二者存在互动关系。
同时, 学生权利意识的觉醒、现代教育价值的确立、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带动思想更新的速度都对高校学生管理实现法治化提出客观要求。此外，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也是学生管理正规化、规范化，以及高校减员增效、遏制腐败的客观需要。

二、法治的内涵及目标。
要正确地解析“法治”这一概念，首先要澄清两种模糊认识。
其一“法治”不同于“法制”。法治一向在英文中为　Rule　of　law　或　Legality，俄文为　тослодство　эаконноств。而法制在英文中为　Legal　System，俄文为　правовая　система，其他语言也大都有相应的称谓，二者之间不能通用。［2］从本身的含义来说，“法治”是指严格遵法、守法，依法办事的原则，[3]而法制是指一定范围内的法律制度或法律上层建筑系统，法治是运用法律及其制度为基本手段和方法来治理，是法制的功能要求和动态过程，是包括法制在内的更大的系统。[4]
其二“法治”是指“依法”管理，即将法作为学生管理的最高权威，没有任何个人或利益集团可以凌驾于法之上。而不是“以法管理”，不能将此仅仅作为学生管理的一种工具和手段，否则就会陷入法律工具主义的误区。
实现学生管理的法治化，单纯仰仗完备的法制是不够的，而且要建立一个学生管理法治系统。这个系统应包括：
（一）、法治的主体系统－－民主系统，即校园内以民主形式组建的对学生管理工作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组织。
（二）、法治的思想观念系统－－它是学生管理工作的主导系统。
（三）、法治的教育系统－－包括对管理人员的法治观念的培训以及对学生的法律教育系统。
（四）、法制系统－－包括调整学生管理活动的由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自行制定的规章制度系统。
（五）、法治的辅助系统－－包括学校的学生处、保卫处以及校园文化心理、伦理道德等系统。
（六）、法治的信息反馈系统和监督系统－－前者包括国家和学校相关部门的内部反馈系统以及校刊、广播站等外部反馈系统。后者包括国家、政府的监督、校长、党委的领导监督、学生代表大会的监督以及民间社团、校内传媒等社会监督，还有来自学生的直接监督。二者时常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法治的大系统不能因整体性而否定各子系统的独立性，而子系统也不能因为相对独立性而否定大系统的整体统一性。我们且用Xi(X1,X2.....Xn)表示几个子系统独立状态时所具有的属性的数目，用C表示大系统构成后，所具有的新属性的数目，用S表示系统全体属性数目。则也可用公式表示为：
S= +Ｃ　　当Ｃ≥０
显然Ｓ≥
这是系统工程中“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著名原理，但是“大于”是有条件的，如果子系统之间的矛盾性大于协调性，负向作用大于正向作用，内耗过大，整体也可能小于部分之和。所以完整的方程表述为：
Ｓ＝ ＝〔Ｘ１＋Ｘ２＋……Ｘｉ＋……Ｘｎ〕≠Ｘ１＋Ｘ２＋……Ｘｉ＋……Ｘｎ

因此，在高校学生管理的法治大系统中，必须注意整个系统内部的协调平衡，扩大总体功能，防止矛盾内耗，避免减弱总体功能。[5]

三、高校学生管理法治化的实现
实现高校学生管理之法治化，必须逐一建立学生管理法治所包含各个子系统并使之统一为一个大系统。　
（一）、主体系统
近代意义上的法治，是以民主政治为前提的。[6]民主意味着要承认学生有管理学校的权利。比如法国高等教育方向指导法规定，大学设思考、建议、决策机构——大学委员会，其中学生的比例最高可达教授、讲师、助理讲师人数的总和。[7]英国的大学最高权力机构协议会（Council）和管理经营机构（Senate）均吸收学生代表参加。[8]德国大学的学院（系）会议亦有学生代表，该会议拥有选举学院院长（系主任）的权利。[9]在我国的深圳高级中学，组成了完全由学生组成的仲裁庭，可作出仲裁决议书要求校方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以及修改学校的管理制度。仲裁庭的裁决校方必须执行。 [10]而在我国的高等学校，虽然有学生代表大会等民主机构，但我国现行法律并未确认其职权，而在实践中这些组织也是形同虚设。在法治主体系统的建设上，国外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而深圳高级中学的成功实践，更令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大学生的管理能力。
（二）、思想观念系统。
此系统可划分为两部分：管理者的思想观念系统和学生的思想观念系统。管理者不仅在前者中起着决定作用，而且也主导着后一系统，因为管理者向学生灌输的思想将在根本上决定着后一系统的内容。目前高校管理者存在四大心魔：封建等级特权思想，官本位思想、法律工具主义思想以及性恶论思想。这些剥削阶级的腐朽思想的存在极大地阻碍了法治的进程。因此清理管理者的错误思想及顽固不化的管理人员势在必行。学生的思想观念系统也不是没有问题，突出表现在顺民或说奴性思想严重。但其诱因却是法治主体系统及管理者的思想观念系统的缺憾。如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这个问题自然就水到渠成。
（三）、法治的教育系统。
目前我国高校大多都强化对学生进行遵纪守法和校规校纪的教育。但这种教育却是片面强调学生的义务而绝口不提其享有的权利，这本身就与法治的要求背道而驰，何况此种教育只是针对学生而使得管理者法治观念淡薄。因此必须改革现存的法治教育。在法律基础课上，不能单纯讲我国法律保障的人权多么真实多么广泛，而要强调学生作为一个公民享有哪些具体的权利；不要单纯讲学生不应当为某种行为，同时也要讲学生享有哪些自由；在德育课上，要在申明学生义务的同时，告知其权利。同时，学校制定、增删校规，应向全校师生公告，其形式应保证管理人员和学生尽皆知晓，同时作出必要的解释。而对管理者的培训更要加强，使其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
（四）、法制系统。
该系统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普遍适用的法，包括《宪法》、《教育法》、《教师法》、《高等教育法》以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等。就这一部分而言，我国的立法在形式上较为完备，但缺乏可操作性，并且保留了较多的“人治”色彩。《高等教育法》作为针对高等教育的特别法竟然未对高校必须依法对学生进行管理以及学生和校方的权利、义务，纠纷的解决等内容加以全面规定，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而在这方面国外的立法远远走在我们前面：比如在英国，教育管理体制、学生、教师、家长的权利与义务等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11]法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大学校长必须依法管理学校。[12]同时法国的教育司法制度相当健全，学生、学生家长和学校的纠纷可以通过教育系统内部的司法制度或教育系统外部的行政诉讼制度来解决。[13]美国的联邦教育法有很多关于学生福利的内容。[14]俄罗斯联邦教育法第五章中，首先规定“学生有权参与教育机构的管理”。[15]印度大学法规定大学内部各权力机构以及大学的实际首脑副校长，必须在法律赋予它（他）们的权力范围内履行职责。[16]同时外国教育法将一般视为校内管理的违纪行为，均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相应的责任，并纳入法定的程序进行处罚。[17]这些国外教育立法均可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二部分为针对某一特定高校的内部管理之“法”。在英国，它也是以“法”的形式存在的。凡得到皇家特许成为“自治大学”的学校都可以制定专门的大学法。[18]但高等教育法人团体制定的管理章程需经过务大臣批准。[19]如《牛津大学法》、《伦敦大学法》等。[20]在印度大学内部管理多由各大学自定大学法予以规范。[21]
在我国，尚没有规范某一大学内部管理的大学法。原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1990年发布的《关于〈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有关条文的说明》中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是高等学校学生管理的行政法现，不能也不可能规定得太具体，各地区高教部门和各高等学校可在此《规定》的原则下制定实施细则。由此各高校自行制定校规，虽无“法”之名，却实则“法”也，因其具备了法的本质特征。它与法律都是具有强制性的行为规则，只不过强制效力和作用范围不同而已。目前我国各高校虽普遍有成文校规，但其立法主体、立法程序的合法性，立法技术的科学性等都值得怀疑，有很多规定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和管理人员大脑一时发热的产物，尤其是校规的制定者只是少数管理者，不经民主程序，不举行听证，也不经国家机关批准，这部分管理者难免要肆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践踏学生的权利，甚至公然对抗宪法和法律。比如某高校校规规定对参与打架斗殴者一律予以处分，这显然剥夺了《刑法》确认的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再如某些高校“学生不许经商”的规定，妨碍了学生创业的正常发展，也与国家鼓励学生创业的政策相悖。 [22]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法制系统极不健全，因此必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制建设。我国目前制定大学法的条件尚不成熟，可有步骤、分层次的在现行立法和现实情况基础上完善法制系统。对具有普遍性、业已成熟的问题，可以补充在《高等教育法》中。比如学生管理必须依法而治的原则，学生的权利及与校方纠纷的解决等，这些都是高等教育法本应具备的内容。对于尚有待探讨的问题，可由高校间的联合组织制定校规范文，由各高校根据本学校的具体情况适当增删。但校规的制定、审批程序和权限必须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
（五）、法治的辅助系统
量化的法律——评布莱克《法律的运作行为》

万马,西南政法大学2005级法律硕士

布莱克的作品优雅简明、通俗易懂，正是这样的原因，笔者一口气读完了他的力作《法律的运作行为》。在该书中，“作者试图建立一个跨越时间和空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命题体系，用以在定量分析的层次上说明贯穿于‘社会宇宙’之中的法的运行轨迹。”正如一些责难者对此书的批评一样，布莱克把常识体系化了，而这正是笔者认为最值得推崇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发现空气、地球引力的人称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把发现中国人以差序格局为社会交往基本模式的人称为伟大的社会学家，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发现法律运作规律的人叫作伟大的法学家？这些伟大的物理学家、社会学家、法学家所发现的都是生活中再寻常不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被生活于其中的亿万民众所忽视，这寥寥几个发现者被前者奉为天才般膜拜。这些天才们以其行动诏示后人：学问是可以这样做出来的；我们最好的养料恰恰是我们赖以为生的柴米油盐和我们踩在脚下的这片热土。
法律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社会有着紧密的关联，法律是否可以跨越文、理学科的鸿沟，与数学携手共进？这或许是我们不敢想象的问题，布莱克不仅想到了，而且明确、细致地告诉我们法律是如何与数学联姻的。作为行为的主体，个人只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基本单位，一个原子，法律与行为可以用函数关系来表示。“法律是一个变量。它可以增减，在一种条件下比在另一种条件下要多。”而引起法律的量发生变化的是社会生活中的若干可变方面，它包括：“分层、形态、文化、组织性和社会控制。”下面，笔者将回顾作者是如何阐述这些方面对法律的量产生影响的，法律如何因行为的变化而运作？
“分层是社会生活的纵向方面……广义的分层就是财富的不平等。”社会因财富分配不均而分成不同的层次。为保持价值中立，作者使用“层次”这一概念，而舍弃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惯用词语“阶级”，同时也完全抛弃了道德、目的、效果、历史等价值预设。作者认为：“假设其他因素不变，犯上的不轨行为是最严重的；其次是高等级人们之间的不轨行为；然后是低等级人们之间的不轨行为；最后是对下的不轨行为。法律的量根据以上顺序相应减少，这适用于各种法律。”看来，由社会财富不均所导致的人们享有司法福利的不一致不仅仅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一句美丽的谎言。如果不能消灭贫富差距，当事人进行了“平等武装”，并“接近（了）正义”，其结果将实质非正义，程序正义也便成了助纣为虐的工具。法律只能是并将一直会是有钱人的工具。有钱人可以在法律程序中时时、处处表现出优越性：因为交得起起诉讼费用而随意起诉；因为支付高昂的保释金而不被羁押；因为赔偿受害人而通过辩诉交易获得减、免刑期；因为有钱所以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影响法官公正裁判……
“形态是社会生活的横向方面，是人们相互间关系的分配。”“每种社会生活都有中心、外围和参与圈。每个人或每个群体都有一个与该中心相关的位置：每个人或群体都或多或少地与社会一体化。”按照社会一体化的程序不同，可以将社会生活中的个人或群体划分为社会边缘化的个人或群体和社会一体化的个人或群体两种类型。法律的量因此可表现为：“社会边缘化的个人或群体对社会一体化的个人或群体的不轨行为，或称之为向心不轨，是最严重的；其次社会一体化程度相同的人们之间的不轨行为；再次是社会边缘化的人们之间的不轨行为；最轻的是社会一体化的个人或群体对社会边缘化的个人或群体的不轨行为，即离心方向的不轨。”借助这种理论,我们或许能通过新的视角理解为什么收容制度在中国施行了那么多年？为什么戒毒所和劳动教养所至今仍在正常运转？建立城市流浪人口救助站也不过是对边缘人群予以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对于那些以乞讨为生、露宿街头的无家可归者来说，大多数的法律与他们几乎建立不了关系，他们一无财产需要保护，二无尊严需要维护，法律对他们只有铁面无私般冰冷的惩罚。而只有融入社会生活成为某个群体中的一员，才有可能获得法律的公正对待。一旦处于社会边缘，要向社会生活的中心靠近，也是极其困难的。每个群体或组织都是相对封闭的集团。拥有和睦的家庭，加入各种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是社会一体化的基本手段。与社会有多么紧密的联系，在法律上便有多大的优势。
“文化是社会生活的符号方面，包括对什么是真、善、美的表现。”法律与文化有这样的关系：“在文化稀少之处，法律亦少；而在文化丰富之处，法律亦繁荣。”“文化差别的幅度与文化距离也能预示并解释法律的量。”“最严重的一种不轨行为是文化较低的人对文化较高的人的侵害，其次是文化程度相当的人之间的侵害，再次是没有文化的人之间的侵害，最后是比较有文化的人对比较无文化的人的侵害。”受教育程序高的人往往被认为有教养，能远离法律的制裁，而目不识丁者大多被视为不懂规则者。“任何人，如果他的衣着、谈吐、行为方式、思想或其他方面不符合常规，那么他在任一种法律上都会更为软弱。”那些西装革履者因此受到更多的关注和尊敬，而奇装异服、行为怪诞者更容易受到警察的盘问。“法律是政府的社会控制，或者说它是国家和公民的规范性的生活。”如果行为偏离了社会规范，法律便纵身而至。循规蹈矩的生活是获得法律优势的简单做法。不轨行为是法律上的弱点。“最严重的不轨行为是不守常规的人或群体对比较守常规者的不轨行为，其次是常规性相同者之间的不轨行为，再次是程度相同的不合常规者之间的不轨行为，最后是守常规的人或群体对常规性较低的人或组织的不轨行为。当其他因素不变时，法律的量按此顺序减少。”法律是守旧的，法律因此亲睐那些守旧者。法律所期待的理想境界是静止的社会生活，创新无疑成为法律攻击的对象。社会的各个领域，无论是行为还是思想，无论是实践还是学术，那些天才的创造者们总是面临重重困难和无尽的非议。法律在这个方面变成社会前进的羁绊。
“组织性是社会生活的组合方面，是采取集体行为的能力。”法律的量在组织在个人之间表现为：“在几种可能性中，个人对组织的不轨行为是最严重的，其次严重的是组织之间的不轨行为，再次是个人之间的不轨行为，最后是组织对个人的不轨行为。”就当今社会普遍存在的公司这一组织体而言，如果个人侵犯了其财产，可能背负盗窃、损坏公私财物等罪名而负刑事责任，而公司可以以劣质产品骗取个人的钱财，甚至于在侵犯了消费者的生命权、健康权的情况下，只以赔偿了事，并不会受到个人会受到的惩罚。无怪乎布莱克在《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一书中极力提倡个人加入社团组织，并以其为后盾来增强诉讼的力量。因此，对于那些背乡离井、四处漂泊的打工者而言，他们的工资被公司、企业随意克扣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工会组织仍然只是一种摆设，打工者仍然作为分散的个体，拖欠民工工资的现象将继续存在，政府的干预也不过是又刮过了一阵风,所有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永远只能是单位任意宰割的对象。这种力量上的不均衡使一方受制于另一方，受制者没有话语权，统治者能看到的不过是表面化的和谐。
“社会控制是社会生活的规范方面…它规定了什么是应当的：什么是对或错的，什么是违反、责任、反常或扰乱。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一种）。”法律与其他社会控制（如家庭的、车间的、教会的、学校的、派系集团的等）此消彼长，其他社会控制较强的地方，法律较弱。其他社会控制表现为体面的程度（“体面是一种规范的身份”），法律的量随体面程度而发生变化：“最严重的不轨行为是不体面的一方对体面的一方的不轨行为，其次是体面的人之间的不轨行为，再次是不体面的人之间的不轨行为，最后是体面的人对不体面的人的不轨行为。”犯罪的记录、精神病史是不体面的表现，因而在法律面前处于劣势，如此发展下去，劣势更甚。我们因此怀疑监狱、精神病院是否真的具有矫正的功能，它的存在是否还有其他的意义？刑罚或许真的只不过是一种惩罚的哲学。宽容也许是最好的矫正方式。据此，加强其他社会控制是维持和谐的重要手段，多一所学校便少一所监狱；多一点关爱便少一点犯罪的动机。
通过上述对布文理论脉络的梳理，我们发现法律的行为如此运作。布莱克在法律与数学之间匪夷所思地建立起了函数关系，法律中心主义再一次经历拷问。布氏的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科学没有边界，画地为牢、自我封闭只能禁锢头脑。社会的进步需要标新立异，需要创新，尽管这会导致法律的量的增加，但“真的勇士，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现实的社会在两种无政府状态（即公社型和情势型）之间徘徊，我们呼唤一个崭新社会的到来，因为那“将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人们专业化了，但又不是可互换的；这是个游牧者的社会，人们既亲密又有距离，既同质又多样化，既是有组织的，又是自治的，名誉和其他地位每天都会变化…它将同时是公社型的和情势型的。”既然法律的量受非法律因素的左右，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无需法律的秩序。

注释:
《法律的运作行为》，布莱克著，唐越、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1月修订版。文中引号部分如未特别说明均出自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