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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罪犯劳动改造及管理的探索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司法局 郭金秋

(山东省枣庄市薛城区司法局 277000)
[论文摘要]：《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罪犯，必须参加劳动。”我国的监狱不仅是罪犯刑罚的执行机关，也是罪犯改造机关，“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是我国监狱工作的既定方针。可以说罪犯的服刑生活大多数时间都在劳动，因而我们很有必要就罪犯劳动改造及管理方面作进一步的探索，以求提高罪犯进行劳动改造的效果，使他们回归社会后能够适应社会，对社会能有所贡献。

[关键词]：劳动 劳动改造 管理

组织罪犯劳动是实现监狱宗旨的主要途径，同时也是基本手段。它能使罪犯培养劳动观念，矫正自身所存在的恶习，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解教以后能够自食其力。对罪犯进行的劳动改造，造成了两方面的直接后果：一是罪犯通过劳动改造，自身素质和思想意识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另一方面，罪犯通过劳动活动，创造出了一定数量的具有社会价值的产品，带来了相当一部分的经济效益。虽然目前很多专家学者对这部分经济效益有争议，然而却能够对监狱经费不足进行一定的补充，保障监狱硬件实施建设的同时，提高了干警的待遇，改善了罪犯的物质生活和改造条件，因而我们有必要在提高罪犯劳动改造质量同时，促进这部分经济效益的增长。
一、劳动改造的地位和意义
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劳动对于罪犯来说已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劳动不再作为以惩罚罪犯为目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成为改造罪犯的手段。以期罪犯走上社会后，能够通过自己的辛勤劳动，自己养活自己，成为一名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有所贡献的劳动者。
（一）劳动改造在罪犯改造工作中的地位
组织罪犯劳动是实现监狱宗旨的重要途径，他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是罪犯改造工作基本内容的主要方面之一。它与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合称为“监狱三大改造”，同时它也为监管改造和教育改造提供了一个改造中介和物质的保障。劳动改造是将罪犯置身于特定的生产关系之下，在劳动实践中感受和体验人生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规范等，逐步使他们形成属于自己的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刑法》第四十六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其它执行场所执行，凡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由此可见，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是强制的，并非罪犯自愿的，是一种法定的义务，具有强制性。事实证明，劳动改造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改造手段。例如对末代皇帝、日本战犯、国民党战犯的成功改造，充分显示了劳动在罪犯改造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二）劳动改造的意义
劳动不仅创造了人类本身，而且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马克思曾指出，“劳动是一切社会病毒的伟大消毒剂”。劳动可以磨练罪犯的意志，培养其社会化人格，可以使罪犯在劳动过程中充分体验到人生价值的存在。它能使罪犯根除那些好逸恶劳、不劳而获、贪图享乐的剥削阶级思想。同时罪犯可以通过劳动活动接受社会信息的刺激，不断更新观念，调整自己的劳动方式，保持与社会的联系、同步发展，最终提高罪犯的改造质量。
（1）劳动改造是罪犯获得真知和正确认识的有效途径。“对罪犯的改造过程，实质上又是矫正罪犯头脑中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过程，而正确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①劳动可以使罪犯在劳动中学到一些做人的道理，掌握一定的谋生手段和提高回归社会后的就业能力。
（2）劳动改造是矫正物欲型罪犯的有效途径。物欲型罪犯主要是指因从事盗窃、诈骗、赌博等违法行为而被判刑的犯罪类型。这些罪犯的主体特征是：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一味追求生活享乐，物质欲望强烈，劳动时偷懒使滑，出工不力；具有明显的功利性和投机性，为了满足私欲，达到“舒服改造、提前出狱”的目的，千方百计投干部所好,腐蚀、贿赂、拉拢管教干部；浪荡散漫、不守法纪，缺乏遵纪守法意识，不愿受严格的纪律和制度约束；自食其力的责任感淡薄，缺乏内心深处进行反省的自觉性，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很大。因而在他们非法侵吞到财物（如抢劫、诈骗、盗窃、贪污受贿等非法所得财物）时，决不会想到这些金钱物品乃是他人辛苦劳动的汗水结晶。因而对这类犯罪人员改造时，首先要强制他们劳动。让他们的劳动和物质生活相结合，用他们的部分劳动支付自己服刑的生活费用，剩下的劳动所得财富作为惩罚自己犯罪恶习的补偿。反过来讲，如果对这些罪犯仅仅进行单一说教，让他们坐享其成，则很难转化他们的犯罪思想，也很难矫正他们服刑前的犯罪恶习。
（3）劳动改造是培养罪犯劳动技能的有效途径。部分罪犯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原因之一是由于他们没有一技之长，不能自力更生、自食其力，从而不择手段地去谋取钱财，以期满足自己的私欲。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实践是劳动技能养成之源，同时推动劳动技能向前发展。劳动技能的形成无一例外，都是从实践中获得的。要想把劳动改造人员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有用之材，必须让罪犯在劳动改造中自我学习，获取生产经验，最终具有一技之长。
（4）劳动有利于罪犯的身心健康。如果长期对罪犯进行关押，他们往往会产生孤独、寂寞、苦闷，甚至精神崩溃现象。罪犯通过参加劳动，特别是参加集体合作劳动，很容易克服以上心理问题。达到使罪犯精神充实，体会到与人正常接触、交流合作愉快的目的。当罪犯彻底感受到劳动改造重要时，他们就会努力钻研劳动技能，形成良性循环。同时劳动也有利于罪犯的身体健康。罪犯在进行生产劳动时，往往消耗大量的体力和汗水，促进自身的血液循环，有利于全身各部分肌肉的生长，保障各种器官正常进行，逐步形成体格健壮的劳动者。
（5）劳动改造有利于罪犯群体内部的安定团结。罪犯作为一种特殊群体，如果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更何况大多数罪犯生性争强好斗，则往往会会发生寻衅滋事、惹是生非事件，以此来张显个性、标新立异。那样既不利于对罪犯的管理，也不利于对罪犯的改造。罪犯通过劳动改造，思想觉悟不但有所提高，而且绝大部分时间将有事可做，客观上减少了罪犯无事生非的机率，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罪犯内部的安定团结，给监狱创造了稳定因素。
（6）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客观上进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弥补了国家对监狱经费投入的不足。罪犯进行劳动改造，一方面有利于罪犯自身的恶习改造，另一方面创造了一部分有价值的劳动。这部分劳动价值除了用于罪犯的日常费用外，还可以用于监狱的硬件实施建设，用于对干警工作激励奖金、福利待遇，罪犯的劳动改造激励、改造条件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监狱经费紧张的局面。其中监狱企业的出现，不仅为罪犯劳动改造提供了物质载体，而且对监狱经济、国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最终不断提高对罪犯的改造质量，形成一个有利于罪犯改造的良性循环。
二、目前劳动改造在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当前劳动改造虽然对罪犯的改造教育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并非意味着目前劳动改造管理体系就尽善尽美、合情合理合法。相反他也存在很多不足，也需要不断完善，甚至在某些方面达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一）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人力资源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人力资源管理，顾名思议，是将人视为生产经营中一种特殊和宝贵的资源,从有效开发人力资源的角度进行企业的人事管理工作。”②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就是把罪犯作为一种人力资源,科学地对其进行管理。而如今的监狱对罪犯劳动力资源的管理还存在着调配不合理,缺乏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等缺点。在“罪犯技术人员”缺乏的同时，却存在着很多有一定生产技能的罪犯与所安排的监狱生产工种不对口现象。如具有手工制造技能而身体单薄的罪犯从事搬运物品等重体力活。由于目前监狱经费不能彻底保障，导致了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直接挂钩。最典型的是某监区生产单位宣传条幅上，打出了“大干二十七天、誓夺二十七万”的豪言壮语。并非把罪犯改造质量当作监狱考察干警工作业绩的第一指标，实质上出现了“生产第一、改造第二”的状况。可想而知，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所建立的一系列评价和激励机制，怎能不以监狱生产为核心？结果导致罪犯的劳动潜能大打折扣，主观能动性变为消极应付所分配的生产任务，进行机械式劳动。
（二）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给罪犯劳动改造工作带来的问题。有些专家学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监狱出现问题的根源。的确，在罪犯参加生产劳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并非说出现问题我们就要对其彻底否定。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待发展监狱经济这个现象，笔者认为发展监狱经济是由我国现阶段中国监狱的发展水平所决定的。我国的社会主义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导致了国家拨给监狱的经费不太充足。监狱要想解决经费不足的困境，必须自力更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以监养监”的政策。因而在发展监狱经济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如在发展监狱经济方略的影响下，某些监区、分监区的工作重心产生了严重偏离。出现了挤占罪犯法定学习时间，甚至是休息时间进行生产劳动；个别单位由于生产场所有限，变对罪犯教育所必需的教室、会议室、阅览室、娱乐场所等为监狱生产车间。从而使罪犯只知道生产，对自身的恶习改造无暇于顾。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监狱生产什么不再严格执行监狱的有关工作方针，公然违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一切向“钱”看齐。哪种产品经济效益好，就盲目生产哪种产品，置罪犯身体健康于不顾。往往采用简单的生产办法，加强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的方式，追求最大化监狱经济效益。
(三)罪犯在进行劳动改造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素质。罪犯所从事的监狱生产，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对罪犯的技术水平要求不太高。因而大多数监狱企业技术人员和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干警，在监狱生产过程中仅充当了罪犯看管人员。他们不关心自身业务素质的提高，再加上监狱经费的紧张致使他们从事新产品、新技术开发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长此以往，监狱企业整体业务素质水平将面临严重的挑战，高质量技术人员将会严重匮乏。
三、罪犯劳动改造人员的法制化、规范化、人性化和科学化管理
为了实现监狱工作和改造罪犯质量的最优化目标，司法部提出了“三化”治监方略。把监狱的全部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依法管理、规范运营、切实依法治监，形成完备的法律法规体系。对罪犯劳动改造科学化管理，就在坚持以监狱机关为主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和社会力量参加罪犯的改造活动，以求提高一定的社会效益。
（一）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首先要贯彻落实“惩罚与改造相结合，以改造人为宗旨”的监狱工作方针；坚持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切实保障罪犯在劳动方面拥有的权利；坚持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其次，要对罪犯的劳动状况进行认定。具有劳动能力的罪犯，要按照《监狱法》第六十九条规定严格执行；对于完全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的罪犯要分别对待，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可以不参加劳动，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即可。最后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管理，根据司法部制定的《关于罪犯劳动时间的规定》相关规定执行。即罪犯劳动时间为6天，每天劳动8小时，平均每周劳动时间不超过48小时，未成年犯的劳动时间减半；监狱除保证罪犯每周休息一天外，在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时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安排休假；监狱生产单位要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必须提前拟订加班计划，经监狱狱政、劳动管理部门审核，得到监狱长批准方可实施，事后安排罪犯补休，不能安排补休的，根据延长罪犯劳动时间的长短，支付一定数量的加班费。总之，监狱对罪犯的全部劳动改造工作都要遵照相关的法律法规（如监狱法、劳动法等），依法对罪犯的劳动改造进行管理，完善罪犯劳动改造体系 ，切实保障罪犯的合法权益。
（二）科学地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1）利用泰罗制对罪犯劳动力资源进行管理
泰罗是科学管理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代表人物。经过长期的实验研究，他总结出了一套科学管理理论，撰写了《科学管理原理》一书，其概括出的四条科学管理原则，对当代的罪犯劳动改造管理仍具有借鉴意义。1.通过对罪犯劳动时的每一个动作所需的时间与最佳工作方式的研究，制定出最佳的劳动方法，使罪犯科学劳动，提高罪犯劳动的生产效率。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监狱延长罪犯劳动时间和加强劳动强度的可能性。2.选择既能很好地适合某种监狱生产工作，又能够积极改造的罪犯担任生产小组组长。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对这类罪犯进行技术培训，以求他们能够掌握运用科学的生产方法，推动监狱经济效益的增长3.干警和监狱专业技术人员对罪犯要有“为人师表”的意识，虚心地传授罪犯生产技术，以确保监狱生产工作能够按照监狱确定的科学原则进行。4.根据罪犯的身体素质、生产技能、心理特征等个性因素不同，对罪犯参加的监狱生产工作进行分工，杜绝出现年老体衰的老年犯从事重体力活，具有生产技能而体格不太好的罪犯抗箱包等现象出现。
（2）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
所谓罪犯劳动改造的组织管理，是指对罪犯劳动对象、劳动手段、劳动组合、劳动工效、劳动成果的管理。1.建立严格的罪犯劳动对象管理制度。除坚决执行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重点在加强采购、生产、使用和保管方面的管理。2.加强罪犯劳动手段管理，以求提高监狱经济效益，从而为监狱经费不足提供一些帮助。最终有利于充足监狱生产资金，改善狱政实施和监管条件，以及干警的福利待遇。最终提高干警的工作积极性和罪犯劳动改造的热情，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因而监狱有必要从实际出发，选择恰当的技术类型和技术结构，建立一个以适应先进技术为主的、多层次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技术结构和技术体系。3.加强罪犯劳动组合管理，充分发挥罪犯劳动的改造功能，互帮互学、互相监督、互相促进，从而提高罪犯劳动改造的积极性。首先根据罪犯的生理状况、技术水平、文化程度、刑期长短、改造表现等指标不同，对罪犯劳动的不同工种和归岗位进行量才使用，营造一个公平合理、公正无私的氛围，促进罪犯劳动改造质量的提高。4.加强罪犯劳动的工效管理，维护良好的劳动改造秩序，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可以通过制定先进、合理的罪犯劳动定额的方法，如工时定额、产量定额、操作定额等。实行公平的罪犯劳动报酬和奖惩制度，贯彻落实《监狱法》关于罪犯劳动报酬的明确规定。5.加强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罪犯劳动成果作为罪犯劳动的产物，是罪犯在劳动中体力、脑力、智力的综合运用，能够综合反映罪犯劳动的改造态度、改造表现、劳动技能以及改造水平的状况。通过对罪犯劳动成果的管理，主管干警可以全面了解和掌握罪犯劳动改造情况，从而制定不同的改造方案，最终有利于罪犯改造质量的提高。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基本原则
罪犯劳动改造基本原则，是指监狱人民警察在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过程中所应该普遍遵循的基本原则和行为规范。③罪犯劳动改造实践证明，罪犯劳动改造应当遵循依法实施的原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区别对待罪犯劳动改造原则和干警直接指导管理原则。
（1）罪犯劳动改造依法实施的原则。即监狱人民警察对罪犯组织和实施劳动改造的全部活动都要严格依法进行，从而使罪犯劳动改造法制化。依法制监是我国建设现代化文明监狱的根本要求，是依法治国方略在监狱的具体体现。具体方案为：遵循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中有关劳动改造方面的条款；遵循选举法、劳动法等在法律中有关公民权利的专门规定；遵循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国家机关发布的有关劳动改造的决议、决定、指示、通知和司法解释等。
（2）罪犯劳动改造应遵守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原则。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给予罪犯以人道主义待遇，依法保障罪犯在劳动中的各项合法权利，从而展示社会主义劳动改造制度的文明与进步。
（3）劳动改造要与教育相结合原则。把劳动改造与教育改造有机结合起来，最终达到相辅相成、相互提高的效果。
（4）区别对待原则。即在罪犯劳动改造过程中针对罪犯个体或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不同差异、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处理措施和管理办法。男犯和女犯要分别关押；未成年犯与成年犯也要分别关押；根据女犯的生理特点安排女犯参加精细性、劳动强度较小的劳动项目（如纺织、服装、工艺品加工等）。这一原则正是党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思想路线在罪犯改造中的运用和发展。
（5）干警直接指导和管理原则。既监狱人民警察运用国家赋予的权利对罪犯的整个劳动改造过程进行组织和指导。干警要切实履行职责，对罪犯劳动改造过程实施直接的管理和指导，决不允许有他人越俎代庖。如干警亲自带领罪犯出工，亲自布置劳动任务、要求、注意事项；不准私自脱岗，不准利用“大罪犯”、“二管家”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管理。
（四）建立完善的激励和评估机制
激励具有激发、鼓励、使人振奋的功效，他能引导人们的价值取向。即有什么样的激励机制，就会导致什么样的行为发生。要想使罪犯的劳动改造体系更加完善，目前就必须使干警收入与监狱生产效益适度脱钩，最终把罪犯改造质量作为评估监狱及干警工作业绩的首要指标。利用物质激励、目标激励、强化激励、荣誉激励、表率激励等具体手段对罪犯进行劳动改造。
建立激励机制也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实事求是、物质和精神激励相结合、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相结合适时适度、公平公正。同样也要克服目前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如手段单调、激励手段不规范、激励强度弱、动力不足等问题。因而监狱和干警要积极探索更具激励作用的劳动报酬形式，强化劳动报酬的激励作用。采取多样化激励手段对罪犯劳动改造进行激励，从而激发罪犯自身劳动和改造的积极性。
三、罪犯劳动改造的社会化
罪犯劳动改造的社会化途径和模式主要为：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和改造过程的社会化。要想达到改造手段的社会化，必须建设开放式监狱，逐步扩大罪犯假释比例，将改造方面引入市场机制。监企分开，将监狱企业发展为罪犯劳动改造基地，实行“劳务输出”，对罪犯实行定岗、定编、定员，技术性较强的岗位实行公平竞争上岗。在罪犯劳动改造的过程中加强改造工作的社会参与，提高社会帮教次数。组织劳动改造表现好的罪犯到社会上进行参观，感受社会变化，增强自我改造的信心。邀请社会志愿者作罪犯的思想和心理工作，使罪犯克服改造过程中的反复和“消极改造、混满刑期”心理。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亲情电话、家属入监帮教、亲情会见、来监共度节假日等使罪犯在劳动改造过程中来自家庭的压力，最终达到使罪犯追求劳动改造，变被动改造为自愿接受改造。

注释：
[1] 王戌生 罪犯劳动概论 [M]. 法律出版社,2001.
北京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的法律冲突分析

作者：余小林


2004年8月30日，北京市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以“工作严重失职”为由解除了公司工会主席唐晓东的劳动合同，而唐晓东则认为这是公司借机报复自己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行为，他以“公司违反《工会法》及不支付工会经费”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目前二审终审，法院均裁定驳回“违反《工会法》”的起诉，口头通知不受理“不支付工会经费”的起诉。

这起北京市首例工会主席被炒案引起了媒体和大众的广泛关注，众多专家、学者，甚至于普通百姓都很关心这起事件的进展，对于事情的是非曲折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其实从各种媒体报到上，我们了解到，早在这次事件之前，各地企业侵犯工会主席合法权益、“砸工会主席饭碗”的事情就时有发生。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劳资双方双方由于维护各自不同的利益，居于强势地位的资方为了追求企业效益，时常践踏、侵犯员工合法权益，作为员工权益维护者的企业工会组织将更多地站在企业的对立面，工会主席这种强出头的“刺头”，难免沦为企业的“眼中钉”。

《劳动法》对企业解除劳动合同有明确规定，《劳动法》第25条规定“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四）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第26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当事人协商不能就变更劳动合同达成协议的。”本案中，三环相模新技术有限公司正是依据《劳动法》第25条第3款的规定，认为唐晓东工作严重失误，导致企业未能通过海淀卫生局的检查，给公司带来了经济损失，据此解除唐晓东的劳动合同。

然而，2001年修改的《劳动法》第17条规定：“基层工会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任职之日起，其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延长期限相当于其任职期间；非专职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自任职之日起，其尚未履行的劳动合同期限短于任期的，劳动合同期限自动延长至任期期满。”但有个例外，即工会主席、副主席或者委员在任职期间个人存在严重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企业可以解除、终止与其的劳动合同。这一规定强制保护了工会主席、副主席以及委员的任职，同时也是对工会和企业之间平等、并行的关系的保护，体现了法律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权的限制。

《工会法》第18条中所谓的“任职期间个人严重过失”，指的是工会干部在企业经营工作岗位上的工作出现严重过失，而非其在工会日常工作中的过失。工会干部如果在工会工作中出现失误，应该通过会员大会或者会员代表大会等民主形式追究责任，企业没有权利查收工会内部事务。如同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如果不合格，应通过原选举他为代表的选区或选民决定罢免。据此，除非在任的工会干部在工作中出现重大过失或者达到法定退休年龄，公司不能解除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

在企业解除与工会干部的劳动合同问题上，《劳动法》与《工会法》出现了交叉，在究竟应该依据哪一门法律出现了争议，这是一种法律规范冲突问题。工会主席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有双重身份，既是一名员工要受到公司制度的管理，同时作为工会干部其劳动权利受到《工会法》的特殊保护。针对这起工会主席被炒案，有知名教授在媒体上表示：“《劳动法》与《工会法》即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又非特殊法和普通法的关系，不存在一部法的规定高于另一部法的问题。”笔者不敢苟同。

法理学上有规范冲突理论，同时，2000年的《立法法》也作出了明确规定，发生法律规范冲突时，应遵循上位阶法优于下位阶法、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后法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加以解决。首先，这两部法律作为我国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处于同一法律位阶，并非上位法和下位法的关系，这一点笔者表示赞同。同时，这两部法律调整的范围不同，也并非前后相承的关系，不能适用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

根据《立法法》第83条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性条例、规章，特别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劳动法》与《工会法》作为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法律，就解除劳动合同问题做出了不同的规定，应遵循特殊法与普通法的原则加以解决。《劳动法》是普通法，《工会法》是特殊法，当二者就同一问题作出不同规定时，《工会法》优于《劳动法》。对于这类解除工会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劳动合同的案件，应当然地适用《工会法》的规定加以处理。